盲目的明亮，明目的黑暗 —薩拉馬戈的《盲目》
盲目的明亮，明目的黑暗 —薩拉馬戈的《盲目》，《盲目》導讀，2022 年 10 月 二版一刷（2002 年 8 月 初版一刷）
二Ｏ一九底開始迄今，全球遭受新冠肺炎猖獗襲擊，人類集體受到疾病的威脅而引發各種遽變，回觀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 1922-2010）於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恰似一個精準的未來式「反烏托邦」預言/寓言。
希臘神話裡便有盲眼諸神的敘述：「荷馬」 （Homero: Ho-Me-Horón）就是眼盲的意思。西班牙十六世紀的寫實小說《小癩子》（Lazarillo de Tormes），年老眼盲的主子是最突出的角色：老成、狡猾、藏心機，教小癩子要世故機伶。英國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短篇小說《盲人國》(The Country of the Blind) 敘述厄瓜多山谷裡的盲人，世世代代以盲安家治國，眼明人反而是異類。阿根廷小說家薩巴多（Ernesto Sábato）的〈關於盲人的報告〉（Informe sobre ciegos）描述偏執狂的維達爾（Fernando Vidal Olmos），以「地獄的聖徒」自居，視盲人秘密組織為黑暗的惡勢力，反思人類面對生死的孤寂和善惡的分辨;還有《隧道》（El túnel）裡因眼盲而遭少妻戴綠帽子的老夫阿言德。這些作品裡面的盲人，不論是個人或群體，多少反映了保羅．里克爾（Paul Ricoeur）的《惡的象徵》（La symbolique du mal）的論述，是存在明眼世界的怪異現象，也是薩拉馬戈《盲目》的母題。
《盲目》敘述在某個國家裡，人民接二連三突然感染失明的「白症」，眼盲的疾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擴散蔓延，所有病患被倉皇集中到精神病院。這光天化日之下眾人莫名其妙眼盲的現象中出現一個神奇的例外 —眼科醫師的妻子是唯一明目正常看得見的人，而她卻佯裝跟眾人一樣，和丈夫及一群眼盲病患住進精神病院。
《盲目》裏所有的人物都沒有名字，僅以身體特徵或職業表述。這是薩拉馬戈的創作刻意凸顯的特色，他認為名字不過是一個面具、表象或標籤：「你認識別人給你的名字，卻不認識自己的名字」。人們置身在一個充斥暴力、人群疏離的世界裡，看不見真實的自己，徒有名字有何用？《盲目》之外，《所有的名字》（Todos os Nombres; 僅主角人物叫荷西）、《死神急轉彎》(As Intermitências da Morte)、《投票記》（Ensaio sobre a Lucidez），這幾部小說的人物都是無名氏，沒有個人主義，沒有獨立自我，無政府狀態，以集體共存亡的社群為主軸，從中探索體與靈、人與人，人民與政府、人與環境、世界的關係。
精神病院收容的眼盲患者分成幾個族群，故事環繞在以醫師娘為首的第一批病患為核心：眼科醫生、第一個眼盲人與其妻子、偷車賊、從事性交易的戴墨鏡的女孩、戴眼罩的獨眼老人、吵著找媽媽的斜眼小男孩。第二群是惡勢力：以持槍的流氓為老大，其餘為手下嘍囉和臣服惡勢力的牆頭草; 第三群是精神病院負責送三餐的士兵、時時頒布管制條例，卻任所有病患自生自滅，而這些士兵也無法倖免於盲症的侵襲。第四群是零星個案，往來精神病院廂房，參與搶食鬥毆的亂源。
《盲目》揭櫫幾個發人深省的問題，有別於古今歷史上瘟疫大流行時眾人所恐懼的死亡問題，盲目所引起的恐懼和傷害更甚於死亡。誠如書中所言 「我們會死，是一出生就知道的事」; 「我們會瞎是因為我們已經死了。我們之所以死掉是因為我們瞎了」。 對這群突然眼盲人生驟變的人，時而生不如死。對另外一些人而言，「人類沒有眼睛的生活，使人類不再是人類」。所謂的國家治理也不復存在，因為盲人統治的盲人政府，將是虛無中的虛無。小說所呈現的問題在於生的過程中，人類面對災難衝擊時所展現的本能與原始、智慧與愚蠢、勇敢與懦弱、感性與理性、利他與自私、團結與疏離、群體與自我的拉鋸抗衡，以及隨著災難的程度人類所做的抉擇和承受的耐力。《盲目》以哲理和俚語、知性和人性的嘲諷，檢視各人自顧不暇規避責任的解套推諉，無法旁「觀」（因此「無視」）他人的痛苦，都在薩拉馬戈穿透本性的文字刻畫與人生歷練中現形，一下筆就從「失能」和「失常」嘲弄眾生相。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首先是食與飢餓的問題。第一批人可以相依為命，彼此拋棄成見，不相互怪罪，信任醫師所言：「流行病猖獗時，沒有誰害誰，大家都是受害者」; 更依賴醫生娘的眼睛和理性，她的勇氣和犧牲，她的愛和利他。群體盲目的當下「即使不能活得完全像個人，也要全力避免不要活得像禽獸」。她是一個平凡女人，為了醫生丈夫愛屋及烏，除了丈夫，沒有人知道她看得見。曾幾何時，她希望自己也失明，就不會看到丈夫和戴墨鏡的女孩交歡，就不用承載眼明人必須為眼盲人服務的義務和承擔，但是她讓「一個人的力量」改變了大環境。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畢生探究的邏輯是「看得到，所以知道」，因此，醫生太太因知而為，「知行合一」。精神病院裡其他女性，也都願屈服於第二批流氓的性暴力，任其糟蹋逞獸慾，只為了餬口止飢。然而，她更知道，因為看得到，所以她必須為大家除害，於是伺機用剪刀刺死正高潮的流氓老大。理性的存在已經不再有個體，而是群體如何存續。
「生命在被遺棄時是多麼地脆弱」。薩拉馬戈藉用身心的飢餓和極限為引子，勾勒出多重人性、理性和感性的交戰。為了維繫脆弱的生命，尊嚴和榮譽皆可拋;然而柔中有剛，時而因脆弱而更堅毅。盲人的世界，所有的污穢、骯髒、惡臭全部現形，和人、精神病院同時存在。人在混沌與災難中為了存活，彷彿回到最原初和野蠻的境地，頗回應了李維史陀《原始人的心智》（La Pensée Sauvage）的雙關語。
女性角色在薩拉馬戈的作品中經常各擅勝場：醫生太太、第一個眼盲的妻子和戴墨鏡的女孩，這三位沉著冷靜，尤其在脫離精神病院後和諧共浴的情景，薩拉馬戈將她們比喻為魯本斯的畫作《優美三女神》那般優雅與寬容。職場上，戴墨鏡的女孩雖賣身維生，在群體受難當下，為大我犧牲小我。她是醫生太太之外最能體恤眾人，並且提供協助的角色。「我們的內在有樣東西是沒有名字的，那就是真正的自己」。她戴墨鏡掩飾自己的內心，裝飾自己身體的表象。她所接收的有限教育不影響她的理性思考，或許因為她的工作，讓她知道體與靈的區別。她經常安慰吵著要找媽媽的斜眼小男孩，她也是最能陪伴戴眼罩的老人聊天解悶的人，她的角色，像母親、似紅顏、像妻子，她與老人相互「盲目告白」，明目廝守ㄧ生。
《盲目》透過諸多無名氏人物的言行舉止披露人性的弱點，彷彿芸芸眾生內心深處自私的厚黑學。例如，偷車賊，他原是出於善心好意，送第一位眼盲者回家，卻因他眼盲認為有機可乘，心生邪念順手偷了他的車。他不僅跟著變瞎，還是第一個在精神病院中因混亂脫序而被殺死的人。第一個瞎眼的人（總是責怪別人害他眼盲、害他感冒），原本不准自己的妻子讓流氓逞慾，對其他女子的犧牲卻保持沈默。那位服伺流氓老大的真盲人（本來就是盲眼的瞎子），靠著他會點字的技能，在持槍流氓喪命後，竟也權力慾薰心想恃暴稱王，果真「盲人國裡，獨眼稱王」。入住戴墨鏡女孩家裡的老婆婆，一個孤獨老人自持維生，搜刮整棟大樓的食物和可用設施，還能養兔養雞種蔬菜，在飢餓與孤獨之間，在存活與死亡之間，顯露令人憐憫的自私。
拭淚狗陪伴醫生太太的情節，也是一種寓言式的擬仿，意味動物比人還窩心。當人們以「禽獸不如」作為斥責的話語時，實則已鄙夷動物的格。小說行文間，只有拭淚狗能看出醫生太太的恐懼與悲傷，只有拭淚狗能緩和她的慌亂。狗的隱喻讓人連想到薩拉馬戈經常援引塞萬提斯的作品。塞萬提斯的《訓誡短篇小說》(Novelas ejemplares) 系列裡，《雙狗對話錄》（El coloquio de los perros）的寓言也是拭淚狗的素材來源。《雙狗對話錄》是兩條看守「復活醫院」的狗的對話。其中一條叫伯岡薩 （Berganza），敘述自己跟隨不同主人的觀察與際遇，西比翁（Cipión）則回應和評論，談論人性的善惡、道德與腐敗。
狗的寓言之外，薩拉馬戈也挪用了藝術和神話，嘲諷人類經常「張著眼睛說瞎話 ，瞎著眼睛說亮話」。從柏拉圖的洞穴理論切入，延伸論述到另兩部小說 —《洞穴》（A Caverna）和《投票記》，體驗與辯證存在論和認識論的過程。更明顯的是，我認為《盲目》是接續薩巴多的〈關於盲人的報告〉的矛盾：用盲的黑暗展現惡的本質，又企圖從暗中體會明，不斷在希望與懷疑之間詰辯。這個論點依序可以從幾幅畫作看出：先是引用老布勒哲爾（Pieter Bruegel） 的畫作《盲人的寓言》——瞎子帶瞎子必定同時跌倒死去的預言; 接著正面詮釋真蒂萊希（Artemisia Gentilesche）的畫作《蘇珊娜與老人》的啟示; 最後從教堂上看到所有的雕像都被綁住眼睛，只有被挖掉眼睛的沒有繃帶矇住：「唯有在盲人的世界裡，事情才會以本來的面目呈現。」
《盲目》以寓言梳理集體感染眼盲的疾病，也以寓言的方式，讓每個患者又恢復了視力。眼科醫生說：「或許我們並沒有失明，我們本來就是盲目的。盲目卻又看得見，看得見卻不願看見的盲人」。知識人（醫生）的省思能否讓人類醒悟、學習並記取教訓？薩拉馬戈認為自己的小說都比殘酷的真實世界來的仁慈許多，總留著一線希望，但是他的態度卻是懷疑又悲觀，就像小說裡，盲目心才亮，明眼時卻目光如豆。柏拉圖的洞穴裡的囚犯，面對著牆壁看到身後的光影是真是假，真相是要他們要脫離洞穴或繼續潛居洞穴才能分解？
張淑英 Luisa Shu-Ying Ch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