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淑英 Luisa Shu-Ying Chang

Luisa's World of España & Hispanoamérica

國際教育推動問題及改進建議

國際教育推動問題及改進建議 

教育部國際教育計畫 訪談

時間:2020 年 7 月 28 日上午 10 -13:30 時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教授研究室

與談人:

張淑英/ 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校長室國際交流特別顧問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 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

陳昀萱/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中心副研究員

主持人:

劉秀曦/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中心副研究員

問題背景

劉秀曦副研究員

國際教育向來是教育部政策推動重點之一,尤其是高中端和大學端的國際教育相關活動種類多元,除了透過各項計畫鼓勵國內學生出國研修、實習、參與海外志工、打工度假之外,也透過獎學金制度來吸引境外的學生來台留學。但因為目前各項方案多為行政命令,缺少法源基礎,造成政策與配套措施較缺乏整體性規劃與系統性支持。

鑑於過去您擔任臺灣大學國際長多年,想請您就過去處理國際教育的業務與經驗,提供一些看法與建言。這次訪談重點,首先是想要瞭解您認為目前我國大專院校推動國際教育政策產生何種影響?以及在推動過程中,面臨了何種挑戰或困境,對於這些挑戰,您認為可能的解決途徑為何?其次為評估海外學習各項相關策略推動的可行性,包括設立境外生來台語言認證與先修制度、允許境外生在台期間可打工賺取學費和生活費,以及將仲介機構納入控管定期評鑑等等。最後,則是《海外學習暨國際教育法》(暫訂)立法的必要性,及立法過程中需注意的原則或要項等。

小國推動國際教育需要耗費更多的人力和財力

張淑英教授

剛剛有提到立法需求評估,這讓我想到過去在臺大擔任國際長一職時,臺大和其他不少高校就已經超前部署了。尤其,為了因應校內外要做的事情,臺大國際處自己初擬了很多法規作為執行依據。難道教育部現在一點相關的法規都還沒有嗎?

為了與國際接軌,臺大想要把現有的學期時間縮短,教育部本來不同意,但後來又改變主意,說內部可以自行調整規劃,所以臺大就把一學期從十八週縮短成十五週,保留了三週的彈性。但教育部又說,這部分還需要在立法院修法,導致其他學校也不敢效尤,最後大家都有點意興闌珊,所以若只是修法都不積極了,我有點疑惑新的辦法到底會怎麼做?

就國際教育來說,可以分成 incoming(進來)跟 outgoing(出去)兩部分,一開始臺灣比較著重在outgoing 面向,讓大家走出國門看看。我記得臺大從1997年就開始有交換生了,長期累積下來,就我過去幾年的觀察,全臺灣國際教育的推動無論是本地生出去或境外生進來,臺大的執行成效是相當好的。當然,其他學校也十分積極,國際教育這一塊,我覺得是台灣高校極有共識的地方。臺大做為一個綜合型大學及臺灣最高學府,享有政府最多的資金挹注,雖然本身也有捐款及校務基金,但我認為推動國際教育的經費預算要更大量,沒錢是萬萬不能。

中國在這方面一開始應該是落後我們的,但時至今日,無論是因為他是大國,或者經濟、以及其他各方面原因,他們跑在我們前面這件事已經不可逆轉。雖然我們都是華文世界,但國際上是很現實的,哪怕現在有新冠肺炎疫情,但誰敢真的不把中國當一回事?小國要拚國際教育真的非常辛苦,以我這五年半的觀察,若你不能適時發聲或積極爭取,其他國家的人不見得主動打交道,若是臺大推動國際教育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和挑戰,更遑論其他的學校了。

政府教育資源投注過於分散,經費運用彈性也有待提升

張淑英教授

以政府的角度來說,在資源投入上當然不可以偏重公立大學、忽視私立大學,但是現實上,我們還是要認清現實,讓各校有不同的發展。目前政府的政策某種程度上是「不患寡但患不均」:總是給不足經費,但講求資源平均分配。私立學校的發展當然也很重要,但是和臺成清交等學校的發展方向必須有所區隔、用不同且適合私校發展的名目,倘若學校之間的發展方向沒有區隔,最後還是齊頭式的平等,沒有特色,沒有亮點,最後可能一起沈船。

政府現在很多資源的投入都分散了,以 2016 年開始推動的新南向政策為例,我參與過經濟部、國貿局、資策會、科技部、教育部,以及台北市政府的會議,發現幾乎每個部會都在執行新南向政策,每個計畫內容大同小異,但他們認為經費補助對象要不一樣,這樣才能達到所謂的均等。臺灣現在就是常常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錢來了,就一定要平均分配。

但其實,我也想修正某些人所謂的將政府的國際化經費集中在少數幾所頂尖大學,說是將錢花在刀口上,讓他們去打國際杯。從我的觀點來看,我認為有些項目其實是不需要頂尖大學去做的,所謂打國際杯就是金字塔頂端的挑戰,將錢花在刀口上就是要集中經費做金字塔頂端的事。但是政府政策的分配是大家都要做政府想做的事才有經費,而不能利用 A 經費去做 B 事情,因此,前端的學校也在做一樣的工作,這樣才有機會爭取經費,但事實上是經費分散了,事情沒有集中。在國際教育的推動方向上講究多元,但應讓學校有更多的自主權,畢竟學校最了解自己能做什麼,而不是教育部或其他政府部門。教育部來適時協助就好,而不是管或控制。

此外,我認為應該要開始推動海外實習,不只是寒暑假的實習。我接臺大國際長時就積極想推,至今還沒有很成功。就實習機會來說,教育部會認為臺成清交這些學校已經獲得科技部或高教深耕計畫的經費補助,所以研究型大學在鼓勵學生實習這一類方案上比較拿不到補助。有些人會疑惑這些大學難道不能從其他計畫取得經費嗎?但老實說,很多計畫經費都是專款專用,會限制使用名目而變得很沒有彈性。例如教育部很多規定,給學校的經費不能用來發放獎學金,但是教育部可以給獎學金,實在矛盾的很。誠如我剛才所言,以臺灣的情況來說,國際化不提供獎學金,好學校好學生很少人會來,還有若是我們給的獎學金比不上鄰近國家的大學,例如中國、香港、新加坡,吸引力也會降低。

從 1997 年至今,臺灣的交換生制度已推動 23 年,就我的觀察,現在大概只有臺大交換生的甄選還有激烈競爭的氣氛,尤其新冠肺炎發生這半年,也讓很多同學對交換生計畫卻步。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交換生制度還是要花錢。所以國際教育推動的過程中,會形成一個很難避免的社會階級現象,經費充足的學校就可以提高國際化的程度,沒錢的學校什麼話語權都沒有。我們的政府,雖然有不少單位也會委外競標,提供經費邀請學校承辦推動國際化,但因為政府這類計畫型競標的經費都很「摳」,核銷都有很多限制,對於某些學校來說會覺得做的人仰馬翻,但是沒有 credit,而且還綁手綁腳,增加負擔。承擔下來的學校,常常還要自籌款、甚至倒貼,各方面都得不償失。

未來若要立法,希望這些限制都可以拿掉,用錢一定要彈性。現在政府給錢都是用一種防弊的心態、把別人當小偷,我覺得這很沒有意義。陳良基部長到了科技部之後這方面改善很多,因為他以前也感受教師都深受困擾,所以科技部目前雖然還是很嚴格,但有很多規定都彈性放寬了。總之,政府經費應該要讓學校可以彈性流用,政府最後檢驗學校執行成果,這才是將錢花在刀口上的意義。

人員專業化、經費充裕性,與破除門戶之見為國際教育成功關鍵

張淑英教授

臺灣國際教育政策的推動目前存在幾個問題:

第一,主管不夠專業:國際化執行成效其實跟做事的人是否具有專業有非常大的關係,但全臺灣各大學的國際長都是教兼,談專業還是有點距離。這是因為我們的組織規定都是由教授兼任。也有很多人問說:國際教育有什麼專業嗎?一定要是教育體系的人來推動嗎?當然也未必,這幾年觀察,全台灣大學的國際長以學術強項領域和外語領域的教師居多。我提到國際長泰半不是專業出身,但是擔任主管的人可以投注時間和精力,把這份工作當做一回事的認真態度才是重點,而不是輪番坐位子。國外大學的國際處主管,有些也許是由教師兼任,但是大部分都歸屬於行政體系,由資深人員慢慢升任。你可以看到他一輩子就待在那個位置上,長年下來,和各國的高校都建立良好且持久的關係,談合作就更方便。這類的專職人才,還可以輪番被不同的大學聘任,同樣擔任國際教育的工作。例如,我們可以看到澳洲、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先進國家的大學,勝任的國際長都可以到各校擔任同樣的職務,這就是一種對專業的肯定。反觀臺灣,國際長都是教師來接這個位子以後,才開始接觸業務,開始了解,等到多如牛毛的業務才要熟悉時,又換人接手了。甚至,將這個職務當作一個位子,而不是一項工作,或是只做跟自己學術專業有關的連結,後續在推動學校國際化時,相對受到侷限。

第二,要有充裕經費,吸引國際生進來。我們不要覺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臺灣,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雖讓臺灣能見度提高,但十個人當中有兩個知道臺灣就算可觀了。但是,只要讓全世界的外國人有機會來臺灣,十個有十一個會愛上臺灣,可是來的人還是少。這幾年雖有成長的趨勢,但是量上應該還可以更多。地域分佈上,應當走出亞洲,拓展歐美各國、大洋洲、拉丁美洲、非洲。中國現在國際教育的重點延伸到拉丁美洲跟非洲; 他們有很多工程都在非洲,全世界現在剩下這兩塊大陸還沒整體發展起來,中國花了很多錢在那裡,他們會派人過去,只要國家提供公費,大家就會願意去,因為中國還是有不少貧困的人。可是臺灣目前的貧富差距是,有錢、成績好的出得去,貧窮的人出去的相對少。如果政府願意投資經費栽培家境清寒的學生,願意把他們拉起來,這個效果才會更好。

就兩岸學生交流的情況來看,因為國立大學被限制招收大學部的陸生學位生,現在反而是臺灣的學生會去中國排名在前的學校唸書。若是從世界大學排名來看,尤其以學校的年度總預算為標準,我們早就遠遠落在後頭。中國許多高校有很多活動都是全額補助,提供給台灣的大學生參與,有些甚至象徵性的自付若干花費,一週~兩週的食宿全包與文化參訪,相當吸引學生。念學位的話,也有不同等級的獎學金,比起台灣對陸生獎學金的種種限制,哎呀!中國光是用銀彈攻勢就已經贏過我們。

此外,我發現臺灣的學生,可能意識到中國的影響力,即使是排名沒那麼前面的學校也願意去就讀。但是反過來說,我們的碩、博士教學制度和師資其實對陸生很有吸引力。台灣的高校應當善用這方面的資源和環境。例如,碩博士學位生之外,臺大也吸引不少來自大陸高校的訪問學生,以國際生收費標準,讓他們自費前來學習。

第三,學校要拋開自己的門戶之見。以臺大為例,由於學費的問題,除非是跟臺大有特殊情誼的學校,例如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過去有歷史情感的學校,其他歐美排名在前的學校,因為他們的學費昂貴,不會跟我們簽交換學生約。我們同學能去交換的學校,系所和老師就會考慮是否要承認同學修課的學分。這時候要是遇到不是相當「門當戶對」的學校,就會有老師認為對方課程大綱鬆散,不能對等符合我們這邊對課程的要求,就不承認學分。漸漸地,形成同學都是修完全部課程以後才出去交換,出去交換以後就常常「周遊列國」,這個會變成交換的弊病。這部分就要看學校怎麼跟系所和老師溝通。我覺得老師不要怕學生出國交換不修課,而要朝承認出國交換修習的課程和學分,只要同學在交換學校修到自己專業科系的課程就盡量放寬承認,因為一旦承認學分,相對鼓勵學生出國交換的意願,過去後才會認真修課,學生去交換時習得的學分必須讓它成為可用的,一旦沒有用的時候,就只剩下周遊列國。

美國大學要求學生至企業實習的做法值得學習

張淑英教授

相較於交換生,我覺得實習更有用,從一些趨勢和現象觀察,將來實習的機會會取代交換制度。因為現在交換常常變成學生周遊列國,學生都沒有壓力。有些學生交換前雖然會先提修課名單,但是返國後有些課還是要經過認定,時而嫌麻煩,所以都乾脆修完課才出去。

現在境外生實習這塊做得不太好,譬如國際生過來,除了在學校上課,相關的科系應該可以提供一到兩個月或是更長的時間,以在校生的名義到企業實習的機會,這個目前有在做,但並不普及。感覺我們這邊是華人受到士農工商觀念的影響,一般觀念還留在從前那種比較不會念書的才去從商,等到有錢了才想去念學位; 或是業界嫌棄學生只會唸書,不好用,去實習什麼都不會,所以臺灣這個部分沒有做得很好。反觀美國的企業實習非常普遍,學生在國外念書若是沒有與主修科系相關的實習經驗,你的 credit 就不夠,所以在美國,各行各業都會不斷提供相關的機會,美國有這樣的制度和環境。但在臺灣,產/學似乎彼此詬病,其實這個有需要,尤其現在政府又強調大學的社會責任(USR),也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CSR),只有兩相合作,人才才有出路。現在學校都強調跨域學習、跨文化學程,以及不分系自主學程,這些光在校園練功可能不夠用,一定要有企業實習機制,但是現在這部分,反而是科技大學比較積極在推動。

曾經有知名企業主管跟我們談,他們有一些產品和店面比較國際化,需要國際生來推廣促銷,主要對象是一些來臺英文流利的交換生,我們就可以安排他們去企業實習。我現在清大協助談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學校的合作,我們也盡量舉證一些優勢和亮點:第一雖然遠離臺北,但物價相對便宜,第二兩岸清華合作無間,都是國際知名高校; 第三,清大旁邊就是科學園區,可以安排學生去實習,只要跟我們談合作的學校,都對實習這塊相當有興趣,以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知名度,這項是國際宣傳的亮點。可以從這麼一個點開始做起,做多了慢慢就會完善起來,聽起來很天方夜譚,但是國際教育另一項重點,就是它也是花時間的馬拉松賽跑。

尤其現在又強調大學跟企業的社會責任,如果沒有連結在一起效果有限。我們的企業喜歡成立基金會,可是都是想做立即可以看到成果的事。實習的單位可以有很多,也可以發想,例如,我們的外交部或教育部,可以跟各國駐台辦事處商談一些實習機會,讓本地生或國際生有機會去實習。

國際教育之推動可由點做起,逐步連結成線後再擴大為面

張淑英教授

國際化其實不是只有送學生出去,臺灣自己也可以做很多校園國際化,這一點很多學校已經做得很好,清大全球處也做得很好。我來清大服務這一年也想積極推動。我覺得台灣可以做的另一部分,就是在地國際化,應該將經費用在境外生來台後各種服務項目,或是有助將本地生和國際生連結起來的活動、研習…等等。如果疫情緩和,這部分我們希望明年在清大推動。我跟共事的同仁說,我們先從一個點開始做起,一個點一個點建立起來,只要能嘉惠清大和台灣的學生,我們就去做,善用學校的經費先去做出一個亮點出來。

另外,我想補充一點,現在政府很多經費補助都沒有亮點,錢灑下去大家一起做,有時候出現亮點時又沒有 highlight 起來。譬如說將經費補助私立大學學生到國外實習,學校也做得很好,這時候相關單位就應該把這所私校展現出來,幫忙安排全國大專院校巡迴演講或是工作坊,講述私校成功的案例,這樣可以讓學校和弱勢學生展現自己也有值得別人學習的一套經驗;但是教育部或是相關補助單位的做法常令人丈二金剛,不知道他們猶豫什麼,瞻前顧後,輔導起來了卻不積極展示。或許是我個人的誤解,但我的觀察就是如此,我覺得很可惜。

國際教育立法要旨應力求賦予學校更大的運作彈性

張淑英教授

倘若真的立法,如果是藉這個辦法來綁住學校,讓做官的人箝制做事的人,那還不如不要立法,讓各個學校自己去做。其實國際教育立法未來的要旨,第一個,要縮短我們這個全世界最長的學期制。臺大從楊泮池校長時代就想做,但是教育部並不同意修法全國適用,所以現在臺大的做法就是將三週變成學期間彈性上課時間。

其實我當初的想法,是想要直接減成一學期十五週,學期提前結束,這樣六到九月就可以變成一學期,等於多了一學期的時間,這段時間國際生就可以過來,臺灣的學生也可以出去,但教育部用各種理由支吾,我認為這個未來一定要做。

劉秀曦副研究員

所以老師您認為國際教育法立法的必要性為何?

張淑英教授

立法目的若是要增加經費補助,於法有據就很好,還有另一個是建立學期制,透過立法讓所有的學校有所本,因為如果是學校自己做,就會有家長和學生反彈,這樣一來有些學校就不敢做,這個是制度面可以規範在法律中,但其他軟體或細節上的,政府就不要管這麼多。

劉秀曦副研究員

意思是授權給大學,賦予大學最大的運作彈性?

張淑英教授

當然。沒彈性侈談國際化。如果要求大學經費執行完畢後提出成果報告也是可以,但是其他的細節就不要去限制那麼多,不要限制經費的使用名目—不要逼學校花不需要花的項目,而需錢孔急的又不能用。因為國際化真的是一個很燒錢的工作。要很有彈性,才會有作為。

國際教育的推動有賴政府各部會協力合作

陳昀萱副研究員

我們之前內部有討論過,國際教育立法其實不光是教育部一個單位的事,外交部、勞動部、經濟部全部都應該要一起來,但談何容易?

張淑英教授

話雖如此,但是我總覺得總是會有願意做事的人,我剛提到陳部長去科技部之後鬆綁了很多規定,很多規定教育部至今仍不為所動,但至少學術界已經感覺差很多了。這裡面的制度涉及公務人員懲戒法的問題,這個法也應該修,但老實說真的太困難,人事主計總是怕會出事情,少做事就不會錯,這些單位也不會教你應該怎麼做,只要覺得不符規定他就直接退件,把做事的人的精力和時間消耗在無作為的官僚體系。

境外生入學前先修制度與學生打工的可行性

劉秀曦副研究員

未來如果要求境外生入學前先到我們這裡先修習一兩年,同時允許他們在這段期間可以打工,老師您覺得可行性如何?

張淑英教授

您提問的「先修」是說,學生先來這邊修課一兩年課,但還沒正式成為學位生嗎?

劉秀曦副研究員

應該是先念語言學校經過語言檢定,或是有其他老師覺得更為合適的方式?

張淑英教授

外交部,教育部現在跟邦交國和非邦交國已經有這種計畫,給五年或三年獎學金,第一年是來念華語的,接著念學士或碩士,這個制度(台獎生)已經有了。

劉秀曦副研究員

那麼允許他們打工嗎?

張淑英教授

當時都不行。所以我才認為必須要彈性開放讓學生可以打工(有些已經可以),當然有些人的思維就是覺得,我已經給你獎學金了,你拿了獎學金就不能打工。

劉秀曦副研究員

我有一點疑問是,這些學生來臺灣獎學金真的無法支應生活費嗎?會不會有人是為了打工才來臺灣念書的?

張淑英教授

那倒不是,我們的邦交國很多也是貧窮的國家,可是有時候我們給邦交國的獎學金,來臺灣唸書的其實也是當地上流社會的人(以前傳聞說這些人回到該國,對促進雙邊關係比較有助益)。想打工,除了改善生活,想要消費奢侈一點,有些可能也想存錢,以便沒有獎學金時可以繼續讀書,或是其他目的吧。

但先修制度要求兩年先修、然後允許打工,這有點本末倒置,時間也稍微太長了。現在教育部行之有年的五年獎學金計畫,第一年念華語,後面四年念大學學位,這個我覺得剛剛好,但又很怕規定領了獎學金的人就不能打工,這個要放寬,還好現在好像逐漸有比較開放了。我可以理解某些人主張學生領了獎學金就不能打工的思維,因為現在學生打工常常只是為了額外的消費,而且有些學生會覺得他不能只當一個「讀書的閒人」,各種生活經驗要愈豐富愈好,打工就是最常見的生活體驗。

所以說兩年太長,可能一年以內比較妥適,而且一定要給獎學金,不然誰會想要花錢出國又沒能拿到學歷?現在臺灣吸引國際生經常要依賴熟悉的交流史與人脈深耕、獎學金或是學校的聲譽。還有,似乎有些兩極狀況:好學校說不容易招收到好學生,但是其他學校又覺得國際生的表現比本地生優秀,這些現象可能會瞬息萬變,我們面臨的競爭和考驗越來越多。

今天臺大的某些優勢在於歷史因素,例如,臺大是日治時期建立的帝國大學,日本很多學校都想跟臺大往來,連東大跟京大這些排名遠超過我們的學校跟臺大的交流都很熱絡,過去我們也跟校方反應,即使排名或學生素質比我們差一點的學校也可以接受,因為它是一個永續的文化交流,就連 Time 雜誌委託專訪時(2018年),都提問這是臺大可以善用的歷史文化根源。

私立大學推動國際教育首要之務為發展學校特色

劉秀曦副研究員

剛剛我們討論的是以臺大為例,那麼如果是我們的母校輔大呢?您認為若是輔大要怎麼吸引外籍生?也是一樣用獎學金嗎?

張淑英教授

當然可以,輔大有它的特殊性。輔大是天主教學校,包括臺灣在內其他的教會學校,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鏈結。以今窺古,我們的母校輔仁大學的外語學院,就是台灣最早最先進的國際化教育。每個學校做國際交流,一定要釐清自己的定位; 我們的高等教育辦的很好;但現實狀況不是我很好,人家就一定要跟你交流,輔大可以發揮特色和優勢,例如,跟全世界的天主教學校交流,善用外語的特色和資源,跟國外許多外國語大學深化關係。當然,其他專業領域可以依賴教師的國際連結去建立起來。

劉秀曦副研究員

意思就是每所學校都找到自己的特色跟優勢,不要處處學臺大。

張淑英教授

對,例如輔大可以帶團去見教宗,這是臺大或其他學校少做或不會刻意做的。不是你的level 或重心的東西就要適時放棄。輔大有教會的特色,應該可以在這方面著力。東海、中原具有基督教學校本質的也可以這樣做。有些學校常會認為「誰說我只能做這些事情」,但我認為你擁有別人沒有的這個優勢時,應該從這裡做起,就會變成你的亮點。

臺灣能吸引外籍生的優勢還包括文化和語言

劉秀曦副研究員

您覺得外籍生選擇來臺灣唸書,除了獎學金之外,我們還有什麼優勢嗎?

張淑英教授

選擇來念中文系的人相當多,因為想要來學華語。他們本身在國外對臺灣已經有一點認識,臺大中文系或是其他學校的一些華語課很有生源,要上這種課本身一定要有一點基礎,而且中文系的老師一定會要求學位生要會中文。這跟我們去國外念外語專業領域是一樣的道理。

臺大當初就提出以臺灣做為東亞地區華文連結的口號來吸引國際生,但我覺得這整個base還不夠大。我們一定要繼續對外宣傳,來臺灣不但能學正體字,也能學簡體字,有中華文化,更有台灣文化,臺大提供有簡體字的教材,因為所有的國際生已經習慣簡體字了,而且這些國際人士會覺得中文很難,如果又要學正體字的話意願就不高,全世界的華文教材目前大多是簡體字的,連臺灣人到國外教中文,都是用簡體字教材,這個是我們必須認清的現實(當然有些邦交國,以及我駐外單位根據政府政策的堅持,還是會使用正體中文教材)。我們可以對外宣傳,來臺灣的好處是可以欣賞中華文化藝術之美,因為書法不會用簡體字,而且古典文學也都是用正體字(雖然已經有繁簡體軟體轉換),文化這部分我們一定要更加強調。

此外,電資、生醫、生農也是台灣的強項,這些是我們可以輸出的經驗和專業,因此,來者是來取經,我們就不宜堅持只想招收比我們更好的學校或學生,目標應該是比我們相對遜色的,他們才有來觀摩學習的動力和興趣。像清大現在發展跨領域生醫、醫學科技的領域,就是以全球高校與醫學機構為對象,不會劃地自限。

有人以為台灣低學費是吸引國際生來台就讀的主因。過去幾年,在我們多次給國際生的問卷調查中,國際學生願意來臺灣讀書、交流的原因排序是:語言和文化、友善的生活環境,第三才是學費相對便宜的財務負擔。當然,也有很多國際生是自費過來念學位,或是短期來臺交流的,以亞洲國家居多,但是總體來看,學位生的量還是少,都是來交換的多,因為大家沒有把臺灣當作他們的終極目標。

臺灣對於國際化環境的塑造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張淑英教授

你問說一定要用獎學金才能吸引國際生嗎?我認為將來經費應該還是要有一大筆經會投注在獎學金。中國各大學英文程度不見得比臺灣好(我接觸過的國際高校的講法),但是國際人士還是照樣過去,「錢」與「勢」是吸引過去的因素。今天臺灣沒有銀彈可以跟中國比,中國即便某些方面素質遜色,國際學生還是會過去。

如果有數據資料的話,你會發現在中國留學的國際生中文程度平均比在臺灣留學的好,那是因為我們可以接受國際生不學好華語。另一方面,我們英語授課的課程也不夠多、全英文授課比例還是很弱,這部分又輸給新加坡跟香港。香港現在雖然被中國控制,但因為它還是維持過去的傳統和形象,全英語授課,所以可以吸引國際學者、國際學生。國際學者和學生覺得去了香港或新加坡比較能適應,來到臺灣就會覺得很辛苦,因為什麼都是用中文。這一點我們當初也是很努力想改變,但全臺各大學頂多就只有國際處在做,所謂國際處在做,意思是相關生活、求學資料全部都有英文版。

我曾被徵詢,填答一項台灣國際化指標所列出的林林總總問答和細目。「你覺得臺灣國際化程度高嗎?每天早餐店或到哪裡是不是都能看到英文?」當中舉日本為例,說日本人的英文其實也不好,但日本整個環境卻很國際化,讓國際人士到日本一點也不覺得痛苦。我們也有另一派的人主張,國際生來臺灣就是要學中文,為什麼還要幫他們做這些?但持這種論點的人沒有認清一個事實:我們今天不做這一步,很難吸引人家來,我們還沒有儲備豐厚的實力可以堅持一定只用中文這個論點。所以回到為什麼要給獎學金?因為要累積有意願來台的國際生的量。我舉北京大學的燕京學堂和北京清華的蘇世民學院為例,他們經營不少年了,每年約莫招收 120 名國際生,全球最知名的大學的學生,全額獎學金,集中住在所謂的「國際學院」宿舍,還有日常生活津貼,如此,都還需要很費勁去經營,老師到全球各地去宣傳,去招生。

高教深耕計畫中鼓勵教師英語授課之獎勵辦法不應有雙重標準

在高教深耕的經費裡,有規劃英語授課的老師可以提高鐘點費。過去很多國際生表示他們有受騙的感覺,因為授課老師一看到課堂中只有少數的國際生,就會改用中文授課,這些國際生要不是持續有獎學金,可能不會留下,也不太有經濟能力留下。很多老師反應用英文授課會導致本地生聽不懂,但這個其實必須要花時間訓練,同時提升本地生的英語能力。臺灣應該要塑造一個英語環境。政府說2030 年要將台灣變成一個雙語國家,時間不多喲。2017 年我們邀請香港大學的校長 Peter Mathieson (馬斐森)來臺大全英文演講,他現在是愛丁堡大學的校長,當時由我當主持人,我們也盡量宣傳,當天我發現很多國際生及本地學生都來聽講,到了Q&A 時間反應非常熱烈,我當時就覺得這樣的英文環境可以也應該要塑造起來,而且一定要持續經營。

再來也有老師會爭論,有些老師的母語就是英文了,他用英語授課不應再加鐘點費。對於這一點,我認為以臺灣現在的狀況,如果要跟國際競爭,這筆錢該花的還是要花,經費不該省在這個小節。而且若在一所學校裡面對於不同科系、研究所教師英語授課有不同標準,將外語相關科系或母語國籍排除在外的話,就會變成自我歧視、畫分階級的雙重標準。

建立跨校聯盟有助於擴大修課學生的國際視野

陳昀萱副研究員

我有在交大服務的同學說他們有跟法國與墨西哥大學進行國際三明治計畫,就是說學生必須三年內在這三所大學各修一年的課,老師您覺得這個計畫成效如何?限縮學程領域後,可能比較容易做得起來?

張淑英教授

交大這個學程我覺得應該是複製臺大的模式,但是我不清楚臺大有沒有持續做大。這個碩士三聯計畫當初教育部的 FICHET(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有特別製作專輯,當作宣傳亮點。之前臺大、筑波大學還有法國波爾多大學成立三校聯盟,三所學校一起推動碩士學位課程,推動的是特定領域(生科生農領域)的碩士。之所以能做得起來,一大部分原因得力筑波大學,他們拿到日本Super Global 計畫的經費,連續三年邀請另外兩校主管和師生到筑波參與研討會,參與的其他兩校主管師生也十分積極,花很多心力籌備。這個計畫在全球真的非常新,而且非常少人做的成功。三校的校長、主管經常在國際會議中共同分享經驗與策略; 國際長或相關同仁在全球教育者年會共同發表這個三校合作計畫將近十次。

過去,法國一間大學的規模很小,現在為了排名都陸續進行合併,變成綜合大學或分校的概念,這樣排名就會提升,或是資源可以集中,或者就可以向學生宣傳周遊列校修課的優勢。就像現在「臺灣大學聯盟」(臺大、台師大、台科大)三校聯盟的概念,我覺得滿理想,國際生來到臺大,對臺科大或師大有興趣的課也都可以去修,反之亦然; 雖然實踐的比例還要提高,但它就是一個彈性和誘因,這種經歷對學生也幫助很大,未來可以繼續鼓勵這種合作模式,但是政府也要挹注資源鼓勵這種聯盟方式。

劉秀曦副研究員

這些跨校聯盟計畫到目前為止都是由大學自己在做的嗎?是否有一個統整的規劃協調單位?

張淑英教授

沒有。只有大學端有這個能力可以突破政府單位的框架。

劉秀曦副研究員

那您覺得需要進行管考或績效評估嗎?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國際教育政策是沒有做績效評估的。還是您覺得這樣一來又是另一種對大學的箝制?

張淑英教授

我剛接任臺大國際長的時候,教育部主管就跟我說,臺大要出頭來參加教育部設計的評鑑:評鑑學校的國際化程度,讓台灣的高教跟著做。主管來拜託,我們就答應參加了,那時很多學校興趣缺缺,主要是對評鑑制度和標準也沒信心。我那時候研讀許多資料,很有信心覺得全臺灣誰可以比臺大做得更好呢?但後來發現校園雙語、宿舍這些都不是國際處做得到的,有些是學務處負責的範疇,還有其他處室都有各自須承擔的業務和責任,校園國際化不是只有國際處的責任。

此外,評鑑委員的專業性也很重要,委員必須要很了解國際化的意涵和實務,如果委員不懂國際教育,他要怎麼去評鑑呢?在我即將卸任的時候臺大競標到科技部的 GASE (全球事務與科學發展中心) 一個計畫,我們辦公室同仁(尤其國合組長張華玲股長)專業認真地規劃,讓臺大國際處獲得五年期每年三千萬經費的計畫,這裡面就有參與委員的身分規定,我認為這相對比較客觀,它就是找全臺灣科研排名前 16 名的學校的研發長或國際長,當然區域要分配,私立學校有醫學方面的高校參加,例如長庚大學。凡有接觸過國際化領域的話就知道,學術研究是很重要的,全世界的大學排名其實是跟研究掛勾,交換學生這類只是一個小環節,我覺得找研發長或國際長為當然委員,這點就是有所本。

辦理國際教育事務是一種專業,應給予相關人員適度升遷機會

張淑英教授

全臺灣的國際處,或者說負責推動國際教育的人員,大部分都不是專業出身的,這當然不表示他們不能做這件事,很多人經年累月做下來嫻熟實務,其實是很有經驗的。但在我們的學校制度裡面,因為國際處這個單位和業務是新的,所以處室裡公務人員比較少,頂多秘書是公務人員。我覺得人事制度上的升遷標準要改,就是讓約聘人員累積一定的年資和實務經歷後可以擔任主管,現在你可以看到全臺灣國際處裡面的約聘人員,如果任職超過十年的,其實他已經具備專業主管的資格了。臺大,還有我現在借調的清大,國際處裡面有幾個同仁是真的非常專業,平常所閱讀的文獻、參加的會議也都跟國際教育相關,他們知道哪些人是內行的,在推動的過程中也能很快地產生一些想法和策略,所以我覺得有必要讓他們有機會能在內部適度升遷。

我認為要從制度上改變,你要讓從業人員覺得我在這裡有保障、有升遷機會,臺灣這方面很缺乏。當然臺灣也有一個好處,現在的教師兼任制度跟教師學術表現有連結,這個在大學很重要,因為行政跟學術連結,才是國際化教育的本質和終極目標。過去臺大已經做到只要國際處邀請,校內的老師大都積極合作,這真的很不容易,但是這也是要花時間,就是要讓老師相信不是找他們來開會當人頭而已,校方會給大家很有彈性的資源,而且所舉辦的活動都是讓大家的學術專長有連結,帶動學生參與,讓大家覺得很榮耀。在美國或其他區域,有些國際長或是國際副校長,他就是專責行政主管,負責參與國際相關會議,他們跟校內的學術連結卻很弱,每次要跟他們談學術合作,他們的反應通常就會說你們直接去找哪個學院、哪些教授詳談,這就是他們的缺陷。

國際教育和國際化真的是很有挑戰性的工作,很多人會期待各處室相關的秘書或主管跟國際處人員一起成長,但我看到一些學校的公務體系和約聘體系的人才不均衡,所需的外語能力和國際化知識也無法相互搭配,尤其公立學校受限似乎更多,私立學校反而比較有彈性,像是銘傳大學,很多業務就自己衝了。所以說,臺灣目前的狀況國際教育要談立法的話,至少讓國際處裡面的人員有升遷管道,還有調高薪水,目前碩士級的薪水才三萬六(還要扣稅),一輩子都只領這樣的薪水真的太低了。在這種情形下,全臺灣的國際處人員,在學校的平均流動率是任職兩年左右就走人了。最近報載公務人員體系反彈,擔心約聘人員卡位,佔據他們升遷的位子,人事局、立法院有點躊躇,說要再研議研議。說實話,有才有能的人怎會反彈?何來懼怕?教育部,立法院如果真的有心要為國際教育立法,就從組織和人員做起,才有再跑提升的競爭力。我願意藉這個機會替約聘人才發聲,公務體系的人員如果賣力,發揮幹才令人尊敬,但是因為公務人員的保障制度反而做事不力,部分的人員其實比約聘人員遜色。

選擇具有口碑與公信力的仲介機構

陳昀萱副研究員

請問您覺得招生仲介機構對於臺大來說需不需要?因為臺大就是靠這塊牌子在吸引學生,如果對那些排名比較後段的學校,他們是不是需要靠這個仲介機構來吸引國際學生?

張淑英教授

我舉中國的例子,因為他們載體量大無比,經濟實力也強。他們的仲介機構就很多,就是類似教育中心,因為中國這麼大,全世界的人對中國的學校其實不是那麼了解,除了名校會自己去宣傳之外,現在中國很多高中生會參加國外暑期班,暑期念得好他就會留在那邊念大學。美國也有仲介,那些仲介也跟臺大有許多接觸,我們評估到最後沒有合作的原因,第一,臺大學生信任學校,學生覺得學校辦的比較有保障,臺灣的仲介的功能有的幫你處理推薦信、簽證、介紹他們合作的國外學校,但是並沒有特別保障; 中國的仲介是把很多學校的主管都找來,類似辦大學博覽會的情形。

第二,就臺灣目前的狀況來看,大部分的學校不會需要,因為彼此對外合作的校際網絡已經很多很齊全了,除非仲介可以引進優秀的學府學生。私立學校也不見得需要,除非仲介可以帶他們的學生去更好的學校,家長就會考慮讓孩子加入。有些仲介是以國外的名校為號召,帶學生去短期學習。但是國外的名校的短期班,只是給仲介借用他們的校名和校園,收取費用,很多課程、師資和這所學校沒有直接關係。仲介也是需要做出口碑,建立信譽。但是,這個口碑可能需要靠政府協助,也就是政府合作的教育中心。可是,就這點,政府容易瞻前顧後,擔心官商勾結等疑慮,所以政府單位絕對不會願意主動去碰這個。仲介是一種教育服務業,臺灣的教育中心如果自己做的很好,大家也會願意嘗試合作,學校也可以自由選擇我願意跟誰合作。台灣幾間頂大或高教深耕的學校,當然知道自己一旦跟哪個單位合作,那個仲介單位可能就會水漲船高,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很謹慎。台灣也有一些教育中心負責歐洲高校在台招生,這是大學延伸觸角的方法,合作也看長期的信任和成果。我卸任前半年,傅爾布萊特學術交流基金會(Fulbright Foundation)分別和教育部以及台大簽約,表示願意負責每年推薦十餘名美國學生來台灣就讀,性質上也是一種「仲介」,只是當時必要的經費還是從教育部這裡來。若是如此,這些經費也可以給學校去執行任務。不過,傅爾布萊特基金會在台灣已經有超過 60 年的歷史,學術口碑佳,他們如果做得起來,會是個很好的範例。

所以,重點是看你怎麼做,口碑、信譽跟家長的信賴。暑期班也有 outgoing,就是學生自己支付費用,我們把學生組成團送去姐妹校,這個做法不是只有送學生去就好了,因為家長和同學信任學校,臺大每年暑假送十幾個團出去短期研修,全部的事情都是學校安排好了,某種程度上,國際處就是承擔旅行社的責任,這種校對校層級送去名校或姐妹校的,國外的學校也比較願意接受,因為送的是整批學生,而不是零星個別報名。同樣的交流,對方學校也會組織整批的學生送到我們這裡來短期研習,這個我覺得是台灣高校「短跑」的亮點,應當更積極推動。當然,也有很多短期班是學生自己或是家長的選擇,沒有參與學校的團,自行遊學的也是不少。學校國際處承擔的林林總總業務,其中免不了就是要應付少數家長不理性的要求。

臺灣即使面臨少子化衝擊,部份學校仍缺乏危機意識

張淑英教授

其實馬來西亞有很多校友希望臺大去設立境外專班,目前已經有其他學校在當地開設境外專班。臺大應該可以做,可是臺大的老師可能還沒有危機意識,或是老師的 offer 多到還無暇兼顧。因為臺灣就算倒了一堆大學,也絕對不會輪到前面幾名的大學。相較之下,北科大和臺科大,或是不少私立大學的老師就很拚,單槍匹馬到非洲去招生,尤其要指導博士生的話,老師也都要自己去招生。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外人常常覺得臺大做得好是應該的,但是,「應該」之外,我覺得臺大的老師真得很認真,好是當然的,因為認真,當然也會更好。

總之,國際教育人員的專業化,這是目前台灣最欠缺的。此外,英語授課要一視同仁地提升鐘點費,不分國籍不分語言。不管是誰,哪怕這個老師的母語是英語,你要給的話就要一併給。傳統秉持的觀念,常會覺得孩子只要努力,在哪裡讀書都一樣,但是,現在不一樣了。國際化浪潮下,環境和條件更會左右未來的發展。國外的大學來台招生,我們常收到的訊息時,最好的還是留在台灣; 得不到第一志願的,又獲得高額獎學金的中上階級的學生,就會選擇去中國或鄰近的香港,新加坡就學。目前逐漸形成的氛圍是,外面的高校提供獎學金,即使不是很多,對學生是一項榮譽之外,會讓他們覺得在國外念書,就容易與國際脈絡接軌了,也奠定未來就業市場的基地。現在很多人都會談到臺灣人才流失,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好環境好條件,要怎麼把人才留下來?流失那是很正常的。而且,某種情況下,我並不覺得台灣的人才在國外奮鬥不好,只要是正面發展,相對地,也是拓展台灣的實力。人才的流動是帶動進步的活力。

還有剛剛提到的仲介機構,我覺得以臺灣目前的環境還要再觀察一下,看學校和仲介之間互動和信任的情形。還有,如果想要有理想的仲介機構,我覺得必須是在社會上很有信譽的人或單位去成立,如果是退休的老師、國際長或是有從事國際教育經驗的人加入顧問團,提供可靠的資訊,就會很powerful,取得信賴。教育人才的百年大業,「仲介」這個詞、它的性質和使命,不能跟一般商業交易相提並論。

《海外學習暨國際教育法》(暫訂)名稱的適用性

劉秀曦副研究員

那您覺得《海外學習暨國際教育法》(暫訂)這個名稱有沒有需要做調整?

張淑英教授

為什麼一定要多一個「海外學習」的字樣?國際教育本來就有包含實習,也有海外的概念。為什麼會想到這樣的名稱?除非刻意要區分有學位和沒有學位,把學習和教育視為涇渭分明的兩件事?或是分國人和國際人士?我們的腦袋常常愛區分,國人在外是海外,其他國家的人民就是國際?我們渴望國際化,又喜歡界定自己非國際,矛盾的很。就像「國際暨兩岸教育司」這個名稱一樣。全臺灣只剩下臺大和少數學校用「國際處」這個名稱,其他學校都是「國際暨兩岸」,清大是全球處,政大是「國合處」。北京大學和臺大關係特殊,是重點大學策略聯盟,曾經跟我們建議很多次,將國際處改為國際暨兩岸,我們就回應國際包含兩岸,對方顯然不滿意,因為用國際的話我們就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概念了,他們講多了我們歷任都沒有修改,因為覺得不需要。所以你剛說海外學習暨國際教育法,我就覺得很奇怪,為何要特別凸顯海外學習?這個就有點被自己畫框架綁住了。

我們為什麼有國際暨兩岸教育司,因為兩岸是有不同的政策,國私立大學的學士、碩士招生規定、陸生進來要多少比例、繳費規定(訪問生)又視為國際生,有些並非完全一體適用。同樣的,在立法時,若有另外立法需求才會有一個「海外」(澎湖、金門、馬祖算不算海外?),不然你的海外若最後還是跟國際教育一樣的話,有什麼特別意義呢?因為臺灣是個島國,所以我們的國際就是海外,像歐盟國家各國是連著的,他們到隔壁去就是國際交換生了,根本沒有「海外」; 但是現在他們也逐漸改變政策,要跨出歐盟才是交換生,不然學生都不出去了。

全面提供 16-20 歲學生赴海外學習的可行性

劉秀曦副研究員

如果全面提供 16 歲到 20 歲的學生海外學習機會,您覺得可行嗎?

張淑英教授

錢哪裡來?我覺得只要財政能力 OK 就可以。但它還是一個階級問題。學校裡面誰可以去?是不是成績好的?我倒覺得如果是這樣子,應該是全面鼓勵臺灣的高中開始建立自己的姊妹校,也就是說高中也可以開始做大學在做的事。例如,台灣的大學到國外參加教育展時,就會對當地的高中生宣傳推廣。日本的筑波大學,早稻田大學都在台灣成立招生辦公室,美國的加州大學系統也有,這都是他們為了吸收台灣學生前去就讀的捷徑和友善方式。現在大家都開始往下扎根,爭取前一階的學生。這些交流,也可以從高中(國中)做起,譬如建中、北一女,如果知道日本有相對有意願的高中,就可以建立姐妹校,開始交換制度。過去扶輪社提供許多獎學金,就有很多高中生到國外的高中研讀一年。108 課綱上路後,加上少子化的趨勢和壓力,可能也會對高中生源產生壓力,交流這方面,私立高中可能比公立更有彈性和機制去執行呢!(例如復旦高中和上海復旦大學的合作)。台灣有些大學也跟本地的高中連結,讓學生有一貫作業,從高中到大學直接銜接國際化的路徑,這個也可能形成吸引學生的誘因。

我的觀念是,只要有能力,大家多出去看看都是好的。剛才講到成效逐漸變調的交換生周遊列國,都還是正面的。同學出去看之後,視野都會不一樣。但這裡面也要重視的是,要讓弱勢學生有機會,我覺得一定要有保障和特殊考量,因為窮人家的孩子其實韌性真的比較好。

但是,設定排富條款也不好,我認為就是設定一定的比例,例如我們要送 20 個出去,10 個是提供給清寒優秀、10 個是優秀的(優秀的條件可以自訂,不一定要以成績為主)。我剛才提到英語授課增加鐘點費的例子,不要因為我是美國人用英文授課,你就不額外給我鐘點費,會變成一種偏見,這裡也是一樣的道理。

而且我覺得全面提供海外學習機會,其實是天方夜譚,政府有那麼多錢嗎?倘若真的做國際教育,一定要拿來當獎學金,這個是臺灣活起來的原因,國際教育絕對是奢侈的,不然它怎麼講國際?因為它有 mobility,有 mobility 就有能力階級,就是錢,因為要動就是錢; 讓人才流動,將來就會生錢,這是一種人力投資,一種視野。

陳昀萱副研究員

您覺得如果要做國際教育的話,政府有沒有什麼方式讓它的階級問題盡量減少?因為其實談到 global mobility跟 social mobility,到最後差距會越來越大。

張淑英教授 

所以應該有一部份的經費用在讓外面的人進來。可以請學者過來、舉辦各種營隊、工作坊、行政人員實習,交流…等等,推動校園(在地) 國際化,這樣也是在 promote 臺灣,如果有經費的話,讓國外的人進來,我們也可以請很好的學者,其實請人家來雖然不太容易,但有足夠誘因人家也是願意來,就可以啟動交流和合作。國際教育不是只有學生需要,教師學者、行政人員也需要國際移動力。說白些,現在全世界的大學都靠中國留學生在支撐,中國的大學也都請得起全世界的知名專家學者,而且這些專家學者也都樂意去。這一點我們一定要認清楚,我們如果單獨抗拒中國,其實荒謬又愚蠢。像新冠疫情這段時間,為什麼單獨嚴格限制中國的學生不要來?沒有懲罰到中國,卻害了學生和台灣的學校。就讓他們進來,跟所有規定一樣,檢疫14天就好了。

所以你剛提到差距越來越大,其實很多營隊是可以去做,我們明年希望在清大舉辦國際學生和本地生學術研習的活動,就會跟全國的大專院校和高中宣傳,我們還是希望弱勢的學生可以參加。我認為幫助弱勢是有方法的,問題在於有沒有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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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2020/11/09 by in 國際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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