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牌記者與諾貝爾文學獎–寫給西文人（5）

冒牌記者與諾貝爾文學獎 — 寫給西文人（5）

今天（2019 年 10 月 19 日）是西班牙小說家塞拉（Camilo José Cela, 1916-2002）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滿三十週年的日子。想起這個月初我寫完〈柏林圍牆憶舊事〉三十回憶，那最後一夜睡倒在露濕台階的情形，便想到 19 日這天應來寫一篇比較勵志的 ——諾貝爾文學獎採訪三十週年記敘。恰巧從西班牙回程路上，上網時從網頁看到，塞拉的故鄉加利西亞（Galicia）的塞拉基金會（Fundación Camilo José Cela）將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延續到明年二月止。好日子，我跟塞拉基金會所在地 Iria-Flavia (El Padrón) 也有些許共同的記憶和交集，曾經造訪四次，今天記敘相同的人物，從聖地牙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到三貂角（Santiago），從加利西亞地的盡頭（Cabo de Finisterre）到美麗島（Ysla Hermosa），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就用這篇雜文爬格子（以前是爬格子，現在是按鍵盤）抒/書懷憶當時，連接一段西班牙— 台灣情。

去年暑假七月在青海，才一下飛機，搭了接機的車子，就聽到車子傳出張雨生的《我的未來不是夢》，這首 1988 年當紅的成名曲，成為我負笈西班牙旅途的陪伴，去夏聽這歌聲揚起，喚起了我的博士求學三十年記憶。從去年開始到未來的五年半內，就是我的西班牙博士學涯「三十回味」了。哎呀！羅大佑那青春舞曲「我的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忽地耳邊轟鳴，嗚… 嗚… 嗚！

今年的三十回味，除了月初的〈柏林圍牆憶舊事〉，就是塞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驚喜點滴——我的生涯中唯一一次擔任冒牌記者的機會和經歷：十分難得，十分有趣，十分刺激，十分難忘。那次的經驗，訓練了我「敢於嘗試」，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Luisa，有人打國際電話給你，趕快去接，我轉到 A 電話」。

1989 年 10 月 19 日瑞典皇家學院公布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西班牙小說家卡米洛・荷西・塞拉（Camilo José Cela， 1916-2002）。這一天，我去機場接研究所的同學，他剛退伍，也到西班牙來準備攻讀博士學位。我帶他到學生中心安頓好後，回到住宿的「巴西書院」（Colegio Mayor Casa do Brasil），才一推開大門，門房總機就說有我的國際電話，說來電很緊急，應該是台灣打來的，要我趕快接聽。聽到國際電話，一顆心頓時翻筋斗，有點害怕（擔心是家裏來的情急電話）。結果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來電。

「張淑英小姐，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西班牙作家，妳熟嗎？我們其他地方有特派記者，還可以找自己同仁，西班牙沒有，你的學長徐宗懋先生是我們時報的記者，告訴我可以找妳」。

我那時直覺地反應，應該就是塞拉了。於是開口回說，「是 Camilo José Cela 嗎？會得獎的候選人，應該就是他呼聲最高了，研究所讀過他的作品。」

這是當時《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主編季季女士打來的電話。

「妳有沒有可能找到他，幫人間副刊做個專訪，或是相關的報導。最好是現場訪問」。

記得當時台灣的報紙，尤其副刊，對諾貝爾文學獎的報導好像比賽或戰爭一樣，搶時間，搶新聞，搶勝負，搶第一，把相關語言文學的學者都弄得緊張兮兮的，快要頒獎前幾週就開始約定，邀稿、假設、佈局，萬一得獎要如何如何……。近來因為網路發達，訊息竄延快速，報業相對蕭條，搶新聞比較不那麼劍拔弩張了。

我當時怎來的膽量？怎來的勇氣？怎來的思路？怎會接了一通電話就想去做這件事呢？何況平常也毫無任何往來聯繫，包括台灣的報業和西班牙的文壇，兩地的人際關係都是陌生狀態。我雖然已在西班牙住了一年，但是也只是個博士生，一個學了八年西班牙文的學生，旅西一年期間，對西班牙的文壇只有了解，沒有接觸，突然要去採訪剛出爐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誰有時間或興致理我呢？

那時可是分秒必爭，因此來電交代事情也是加速度。掛下電話之後，我的腦袋斷斷續續，一時卡住，又一時恢復運轉，只是速度好像變快了。心忖人間副刊可能也只是死馬當活馬醫吧，不能對我有太大期待。但是，當下趁著還有一點大腦細胞呈現活絡狀態，我想這麼大的消息，是西班牙語文學的大事，在 1982 年馬奎斯得獎之後，七年來又一位西語作家得獎，電視、收音機一定會有相關消息播出。

這麼一想，趕緊跑去電視廳，但是看到書院同伴們大家都在看足球，西班牙是足球「瘋」，這是絕對不會轉台的。我趕緊上樓跑回房間，打開我的 Sanyo 三洋收音機。的確，西班牙國家廣播電台（Radio Nacional de España）正在廣播這則新聞，沒看到新聞時，心裏還算平靜，因為這樣就可以交待，說不知道人在哪兒。這下聽到廣播，心臟開始砰砰跳起來。我聽到下午五點半，塞拉將親自出席，在馬德里的米開朗基羅飯店（Hotel Miguel Ángel）開記者會。當時塞拉住在瓜達拉哈拉的 El Clavín 別墅，到馬德里來只消 45 分鐘車程，都約在米開朗基羅飯店見面。

我聽完收音機說下午五點半有個記者會時，立刻帶了相機，從書院門口攔了計程車要直接去飯店。結果發現相機沒有電池，也沒有底片，哎呀，有相機沒電池沒底片，這是做什麼用途的相機呢？想來留學生，就是放假出去郊遊旅行時才會拍照，有時間從容準備，從來都不是要應對緊急狀況、也不會有這種緊急的需要。因此，也沒有未雨綢繆。但這當下緊急時刻，果真是熱鍋上的螞蟻了。我請司機在五金行門口等我，我下車買個電池，合了相機的尺寸後，回到車上，再繼續奔馳，到最大的百貨公司「英風集團」（El Corte Ingés）去買底片，然後繼續直奔飯店。說來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陸上交通塞塞塞，心想即使到了目的地，我也不知道是否能夠達到我去的目的，但是到不了目的地，目的就鐵定沒結果。

米開朗基羅飯店座落在馬德里的高級區域「薩拉曼加區」（Barrio de Salamanca），直眺商業鼎盛區的卡斯提亞那大道，是馬德里最繁華的區域。這一路過來，像在打棒球跑壘一樣，分別得踩壘包一壘（買電池）、二壘（買底片）、三壘（塞車）; 踩壘停一下，買個東西再續跑。謝天謝地，總算沒遲到，一下車就從飯店大門鑽進去，記者早已擠成一團。會場還有管制，那知我才衝進去，就被攔截：

「請問您是那家報社？請出示記者證。」

「我是台灣的《中國時報》『特派員』，我沒有記者證。」

「特派員沒有記者證？那很抱歉。」

「我是學生，馬德里大學專攻西班牙語文學博士學位，特地代表台灣的報紙來採訪，要報導給中文讀者，讓台灣讀者多認識塞拉、認識西班牙文學，難道你們不想讓更多人認識你們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嗎？」

說一長串好像是心虛，做了一件和自己的工作和身份不吻合的事情，想用 Bla-bla-bla 的連環炮說法來掩飾。

「進去吧！」

管控的人聽我講完，竟然就放行了。我也即刻就位，找個至少可以照相的位置。

這場記者會，由當時尚未成為塞拉的第二任妻子、但已經公開出入的女伴瑪麗娜・卡斯達紐（Marina Castaño）協調，掌控全程，因為她也是記者出身，也是在採訪時認識塞拉，繼而結縭成為夫妻。

記者會讓大家盡情發問結束後，大批記者從現場神速散光，想來是要回報社趕截稿時間。而我，還有一個晚上、一個白天的時間可以寫稿，此時覺得逮到好機會。於是，我留在現場，看看塞拉接下來有什麼活動。他起身後獨自往一個迴廊角落走去，我趕緊跟上去，追著他走，走到飯店走廊的盡頭時，他回過頭跟我說：

「小姐，我是要進去男士的洗手間，您也要跟我進去嗎？」

一時之間，我有點愣住，沒注意到洗手間，但是他開口跟我說話，卻讓我很興奮。

「那我可以在這裡等您嗎？」

「您想在哪兒就哪兒。」

我是個 25 歲的學生，和塞拉相差 47 歲，但是他回我的話時也用敬稱「您」（usted）稱呼我。我這幕追著要上廁所的塞拉跑，在後來這三十年間，跟西班牙朋友提到塞拉時，常會兼敘這段軼事，他們都說塞拉的回話很像他的風格。塞拉如廁出來後，我要求拍他一張獨照，結果飯店人員好熱心，一位男士立刻過來，拿起我的相機，要我靠過去跟塞拉拍張合照。塞拉說他接著有很多活動，要離開了。我順勢問他，有空到台灣拜訪嗎？他說十分樂意，但未來會很忙，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可能。就這樣，臨時起意的詢問邀請，五年後，一九九四年塞拉夫婦接受奧林匹亞基金會吳經國先生的邀請，由旅西畫家梁君午陪同，六月底七月初一週的時間，拜訪台灣。[1]

話說採訪結束，人去樓空。我這廂，工作也還沒結束。我趕緊將底片以「犧牲式」的作法拿去台灣朋友開的照相館洗相片。所謂犧牲式是沒將整卷底片照完就洗，其他剩餘的底片算是白白浪費了。但是為了相片可能要急用，也只好犧牲剩餘的底片了。隔天，西班牙每家報紙都是頭條，我也一口氣買了幾份，將記者會的內容和自己跟塞拉短暫的幾句交談翻寫出一大篇的中文交給人間副刊。

人間副刊這一刊登，效果似乎不錯，他們希望我繼續翻寫西班牙這邊文壇和讀者的反應，要製作三天的特刊，當時還有晚報，連《中時晚報》的時代副刊也刊登。塞拉這一得獎，我連續三天兩夜工作，沒睡沒吃（書院就是三餐制，下樓就有得吃，卻沒胃口），睏了也睡不著，因為有截稿時限，看了西班牙文要馬上翻成中文，立即使用立即刊登，恐怕功夫、力道、學識仍然不夠吧！但是竟然也完成一件對當時的我而言是不可能的任務。後來聽說，19 日當天約莫同一時間，台灣的其他報紙也打電話到西班牙給其他留學生，但得到的回答是「這個時候要去哪兒找人呢？」因此，同樣的電話，可以有不同的結果，只要有一股衝勁和意志力，懷抱著想完成事情的心，那就連上天都來幫助你了。

如今想起來，這段冒牌記者會的過程其實不算什麼，對新世代的年輕人更是如反掌折枝之易，所有在我當時那個年紀的西文人，甚至更年輕的大學生、碩士生，都有辦法做到，完成任務，寫出更精彩的採訪報導。但是對當時的我，感覺是克服異地難關，時差七小時，做到報社想要的報導。雖然不是「獨家專訪」，連續三天趕在台灣晚上報紙九點截稿，十一點排版印刷的底限，隔天見報，真是溫拿五虎樂隊那首〈追趕跑跳碰〉的情況了。

那個時候，一個時間不湊巧，分秒之間缺了什麼，錯過時機，就成不了事情了。三十年前，各方面的發展感覺並不落後，但是跟今日相較，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語。記得我用手寫稿，翻譯完成後，還要傳真給人間副刊，我四處問了問，跑到郵政總局去傳真。結果以張數計算費用，超出想像的貴。我身上沒有那麼多現金，人到了郵政總局，還緊急電話給同學（這位我前一天到機場接機的研究所同學）請他先帶現金過來，他立刻從學生中心送錢過來。稿子在郵政總局，打電話要跑出來，找公共電話亭，手中要有銅板; 電話要是沒有找到人，就沒法送錢過來，沒錢就不能傳真，所有的事情連環發生像骨牌效應，成事與否，就在那每一個環節，而每個環節，都好花時間。我依然記得，當時我痴痴地站在郵政總局前，望著希貝雷斯女神（La Cibeles）噴泉，等待同學，可是心急如焚哪！

這一次採訪，因徐宗懋學長的引介，也因為難得就近有現場的報導，那怕是記者會，也是我本人在現場見到得主本尊，是活生生的 live show，或許，也是幫人間副刊締下搶新聞的戰功？因此，《人間副刊》支付我一筆連我當了25 年教授都沒有領過的稿酬，恐怕這一輩子也不會被自己破紀錄。25 歲時的因緣際遇，真是奇妙。一轉眼，竟然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因為這個記者會，因為跟隨塞拉到男士廁所前，因為說了幾句話，我逐漸建立了與塞拉的友誼。待十二月十日他正式到瑞典皇家學院領獎前，《人間副刊》又給我一項任務，詢問是否能知道塞拉的領獎致詞稿。

為了塞拉這篇致詞稿〈神話的禮讚〉（”Elogio de la fábula”），不知哪來的念頭，我又做了一次從來沒做過的嘗試，輾轉問到塞拉的住所。這次再度請同學會總務，就讀藝術學院的同學，也就是台灣知名的油畫修復師郭江宋先生，陪我走一趟壯壯膽。12 月 3 日，我們當了「不速之客」，未先知會便去了塞拉在瓜達拉哈拉的別墅，帶了一份故宮的禮品和《人間副刊》給他，那是十月份記者會、以及我跟他短暫交談的內容實錄。他很開心哪！塞拉說，演講稿版權屬於瑞典皇家學院，所以不能先透露給我。但是在他家裡待了一小時左右，前腳一批記者才走，我的後面又有訪賓要來，在他家裡跟他聊了另一段真正的獨家訪問，已是十分奢侈。我心滿意足離開他的家，從此我有了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的「忘年之交」，專業記者不一定是西班牙語文學本業，而我這個冒牌記者，是西班牙語文學領域的學者，一位來自遠東的華人，這一切，彷彿西班牙文俚語說的「中國神話」（cuento chino）的際遇，或許是這些因素，塞拉願意花些時間跟「異鄉人」聊文學。

1989 年 10 月 19 日和 12 月 3 日之後，他來馬德里米開朗基羅飯店時，時而邀我過去喝杯酒（我喝飲料或咖啡）小聊一下。接續 1992 年我翻譯他的小說《杜瓦特家族》，他幫忙寫了序文; 1994 年他們夫婦訪問台灣; 1995 年我翻譯他的旅行文學作品《亞卡利亞之旅》，他再度為譯作寫序; 1998 年邀請我去他的基金會演講（第四屆塞拉文學作品暑期研習營），行程、住宿、演講全額補助，演講酬勞恐怕也是這輩子不會被自己破紀錄的額度; 之後，邀請我到他在馬德里的住宅用餐，一直到他 2002 去世，我心中彷彿有一位西文大師在身旁，有我翻譯他的作品的中譯版相伴（《杜瓦特家族》、《亞卡利亞之旅》和其它短篇小說和詩作），這所有的機緣，來自《人間副刊》那通電話，來自《人間副刊》也想做好一件事情的執著，就這樣，鮮花（鮮事）朵朵開，一年又一年。

這或許是今天我對西文的熱誠的根源，對西班牙的眷戀的原因，對西文那種焚膏繼晷也無悔的因緣。三十年來，似乎感受到了，而且有生之年，希望還會持續燃燒。在台灣，西文的燭火要點燃不容易，要持續有光不滅更難，「小、偏旁，邊緣」沒有關係，因為大環境就是如此，但是永續更重要。這些過往經驗，人人都有可能遇到，也有可能體現，2019 這一年，我經歷了好多三十回憶的事件，當時可能是我們人生中所謂的「青春年華」，因此懷念特別多。也因此，三十回憶的數字刻度，深深感受歲月的消失無形且無情，但凡事若能持續，那一切的無形和無情都可以征服，因為後繼有人，後浪推前浪，新人接續舊人，讓歲月的青春活力重現，讓無情天地變成有晴/情天。

我在西班牙返台回程機上寫下這篇，同時間看了All is True（《莎士比亞的最後時光》），原文片名恰確反映我這篇文章的行文筆觸。三十年前，我這個冒牌記者，認識了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還翻譯了他的作品，擔任他在台灣一星期的隨行口譯，還有林林總總的機緣，這冒牌的收穫，CP 值價無窮，另類諾貝爾。

1989. 10. 19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拉記者會

[1]塞拉來訪，相當轟動，拜訪李登輝總統，李遠哲院長，教育部長郭為藩，文建會主委申學庸，台北市長黃大洲，台大校長陳維昭一起餐會，報章雜誌，電視台錄製節目，張大春的縱橫書海節目，輔仁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等等。密集的活動在炎熱的六月底讓他有點不適應，結果在國家圖書館正要演講前頓時虛弱，快速送到臺大醫院。得力臺大醫院團隊快速處理，大致是悶熱不適了，並無大礙。這一醫院軼事，更是有趣的橋段。得有空再另寫一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