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疾病・文人藝術家・醫療

臺灣歐洲文化論壇（34）引言：2026 年 5 月 16 日

人類歷史上源於歐洲的疾病、或是以歐洲國家、人士為名的疾病或者藥方似乎不少，一旦名稱冠上了與疾病有關，即使「必也正名乎」，恐怕也是跳到黃河洗不清; 但是有些命名是因為發明了疫苗或提出病源，為了紀念這類拯救人類生命的貢獻，而以發明者為名。當今我們熟知的疾病名稱，有些跟科學家或醫師有關，有些卻跟它們的名字來源無關; 然而許多時候，普羅大眾以疾病之名進行醫療行為，並不知真正的來源或含義，世世代代也就如此流傳下來。

舉例而言，我們熟知的阿茲海默症（Alois Alzheimer; 德國）、帕金森氏症（James Parkinson, 英國）、妥瑞氏症（Georges Gilles de La Tourette，法國）…，這些都是紀念他們在醫學史上的發現，讓人類得以預防或治療。此外，還有一些值得我們深入了解的疾病：例如西元六世紀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的開端，那是因東羅馬帝國的查士丁尼一世染上腺鼠疫後復元，而有了以他為名的「查士丁尼大瘟疫」，當時首都君士坦丁堡約 1/4-1/5 人口死亡，但是病原卻是從埃及糧倉的鼠疫引起。根據研究，這種細菌也是導致黑死病（1346-1353年）的病原菌。(注1)

一般所稱的風疹或三日麻疹，是由病毒感染所造成的疾病，因為由德國醫師首次當作一個獨立的疾病提出，因此被稱為德國麻疹。1752 年 De Bergen 和 1758 年 Orlow 兩位提出論證，德文為“Röteln” (或 Rötheln)，紅疹之意，而有「德國麻疹」（German measles）一詞; 1866 年蘇格蘭醫師 Henry Veale 提出「風疹」(rubella)，拉丁文是 rubellus, 意為小紅疹，此疾病之後便以「風疹」（rubella）統稱 (p.134) ) (注 2)。 疥瘡（scabies）中屬於嚴重、高傳染力的挪威疥，也是因其最先在挪威被報告而得名。

又，1918 年的「西班牙大流感」（Spanish flu），其實不是源自西班牙; 西班牙也不是流感重災區國家，之所以被稱作 “Spanish flu”，根據約翰.M.巴瑞 (John M. Barry) 的研究 (注 3)， 「西班牙在戰爭中採取中立，政府對新聞沒有管制，不像英、法，徳的報紙，從來不報導負面新聞，擔心影響士氣; 當時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也病況嚴重，因此這種病被世人稱為西班牙流感，可能是因為只有西班牙的報紙有報導其他國家的流感新聞」（p.198）。這是政治、媒體與戰時審查造成的名稱誤導。知名的奧地利表現主義畫家埃貢·席勒和身懷六甲的妻子愛迪絲·漢斯，以及他師承的象徵主義畫家克林姆，都在 1918 年因西班牙流感傳到維也納而亡故; 而席勒逝世時，年僅 28 歲。

此外，還有一種命名值得我們探究人性與疾病的關係：十五世紀末葉，歐洲各國戰爭頻仍，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入侵那不勒斯（當時那不勒斯隸屬西班牙王國 ），正史中提到西、德、義成立「反法神聖同盟」逼退查理八世，但另有一因，是因為法國士兵染病，身體腐爛，法國不得不停戰。由於此病污穢骯髒，無人願意承擔此罪名，各國相互詆毀，因而有英、西、德，義說是「高盧病」（morbus Gallicus）或法國病（French disease）; 法國人說是「那不勒斯病」（disease of Naples）、「西班牙瘡」（Spanish pox）; 波蘭人說是「蘇俄病」（Russian disease），土耳其人說它是「基督徒病」（Christian disease）。爾後傳進東亞時，日本人說是「中國瘡」（Chinese pox）; 印度說它是「葡萄牙病」（Portuguese disease）。

1530 年，義大利醫師吉羅拉摩・弗拉卡斯托羅（Girolamo Fracastoro, 1476/8-1553）發表一首拉丁文詩〈西菲利士或法國病〉（Syphilis sive morbus Gallicus），描述主角西菲利士長滿腐爛惡臭的膿瘡，這是「梅毒」（Syphilis）首次在文獻中出現 (注 4)。 從此互相推諉歸咎的現象可見，人類不僅害怕疾病上身，更怕疾病污名毀譽，讓自己的國家「遺臭萬年」。法國浪漫詩人波特萊爾生活奢華放蕩; 福樓拜雖終身未婚，卻流連風月場所，年少便是青樓妓院的常客，他倆都染上梅毒。我們若從歐洲的文人藝術家病歷史審視，印度將梅毒統稱為「歐洲病」其來有自，是頗爲恰確的定義 (注 5)。

我們再看看幾位歐洲文人和藝術家患病的情形和醫療方式，是否影響社會動態，也頗發人深省。
結核病 （TB）：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所謂的「緩慢沈默的殺手」，許多文學作品都以結核病做為小說核心主題或是主角人物之疾，例如，兩位得到諾貝爾文學奬—德國的托馬斯・曼 (Thomas Mann)的《魔山》和西班牙的塞拉（Camilo José Cela）的《療養院》(1943) 都以結核病為隱喻，反映歐洲文明的傾頹和西班牙戰後人性的脆弱。兩位得獎前後相差六十年（1929/1989），然結核病成為作品的焦點綿延數十年未斷。

真實人生中，我們也讀到許多作家，藝術家因肺結核病逝，尤其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時期，不知是巧合，或是文人的憂鬱和多愁善感，鬱悶積壓，容易得到肺部相關的疾病。英國詩人濟慈 1821 年在羅馬病逝，年僅 25 歲，且和雪萊都埋葬於羅馬的「新教徒公墓」。當時他選擇遠離污染的城市，說要到「較有益健康」的地區尋求療護，他居住在西班牙廣場的公寓經過煙燻消毒，家具燒毀，一般期待如此可以消滅疾病肇因 (注6)。 患有肺結核的蕭邦，和情人喬治桑 1838 年一同搬到了西班牙的馬悠卡島一座修道院，他也希望地中海「溫暖的氣候」能夠緩解他的病痛，卻因住屋環境條件不便，反而雪上加霜，惡化成了肺炎 (注 7)。 卡夫卡在 1917 年- 1924 年間，從診斷出結核病到療養，從波希米亞鄉間回到布拉格，完成《卡夫卡隨筆集》和《飢餓藝術家》，兩階段就是見證他結核病每下愈況的歷程。英國的勃朗特（Brontë）家族，姐妹中的瑪麗亞和伊麗莎白也是死於結核病，延伸了以下我們引用兩篇文章論述結核病的社會文化現象。

由美國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出版的月刊 Smithsonian Magazine 一篇 “How Tuberculosis Shaped Victorian Fashion” (結核病如何影響维多利亞時代的時尚) (注 8)， 探討維多利亞美學=結核病病態美學，其特點是：飄逸蒼白、憔悴虛弱、但紅唇紅頰、我見猶憐，變成流行文化，尤其在文學、繪畫、歌劇和時尚成為一種美學想像。而美國微生物學會一篇〈結核病與浪漫主義的致命之美〉(注) , 異曲同工，從公衛、科學與文化的角度，探討過去人們如何把結核病理想、浪漫化為「致命之美」（fatal beauty），作者指出其美學與審美標準往往與文化、疾病、社會環境深度交織; 待到 1882 年微生物學之父，德國的羅伯・柯赫 （Heinrich Hermann Robert Koch）發現結核桿菌，才終結時下趨之若鶩的「悲劇美」風潮，體會到公衛危機的嚴重性。思及今日，人人「享受/想瘦」的瘦瘦針或 GLP-1 （Glucagon-like Peptide-1，胰高血糖素樣肽-1）耐人尋味，可會是另一種流行文化的「病態」美學，我們也需要醫界專家指點迷津。

還有許多文人藝術家的疾病和致死原因複雜多重：耳聾、眼盲、喑啞…; 有的因家人連番逝世引起的恐慌憂鬱，有的因爲長期酗酒，有的因爲多重疾病纏身，導致精神崩潰（例如梵谷、蒙克、尼采）。從患病的肇因到撒手人寰的致命一擊，可能身心有許多環環相扣的因素，當今社會眾多的憂鬱症，可能在很久以前的社會便已存在，只是未被發現與重視。

此次臺灣歐洲文化論壇邀請到三位重量級—集教授和醫師於一身的專家學者，就其專業為我們梳理一知半解的歐洲疾病介面：李飛鵬理事長的「以一個現代耳科醫師的眼光解析梵谷及貝多芬的耳疾對其藝術創作的影響」，將從專業的角度，讓我們理解藝術創作與疾病的關係; 聽力在五感裡，重要性或許僅次於視覺，喪失聽覺將會如何影響我們的身心，而舉世聞名的畫家和作曲家，如何與他們的耳疾共存，尚且創作出曠世巨作。吳明賢院長的「細菌病原說的奠基者：從顯微鏡到現代醫學的革命」，為我們分析來自歐洲三國（荷蘭、法國、德國）歷經兩百多年的接力研究，讓今日的人類即使曾經面對 Covid-19 的肆虐，也能在疫苗、抗生素、消毒與流行病控制上找出應對良方。李岡遠的「從浪漫靈魂的燃燒到妖魔肉體的叛變」向我們訴說已經連續 43 年居台灣死亡首位的「肺癌」，如何浪漫，又如何致命。這個在古希臘時期是「九頭蛇」絕症的隱喻，在醫療進步的今日，也讓患者顯現曙光。在人類都將成為百歲人瑞的未來，我們更需要身心靈健康地生活，並懂得愛惜與享受生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釋：

1. Michaela Harbeck, Lisa Seifert, Stephanie Hänsch, David M. Wagner, Dawn Birdsell, Katy L. Parise, Ingrid Wiechmann, Gisela Grupe, Astrid Thomas, Paul Keim, Lothar Zöller, Barbara Bramanti, Julia M. Riehm, Holger C. Scholz, “Yersinia pestis DNA from Skeletal Remains from the 6th Century AD Reveals Insights into Justinianic Plague”, PLOS Pathogens，May 2, 2013. 10.1371/journal.ppat.1003349.
2. 參酌 Alexander KC Leung, KL Hon, KF Leong, “Rubella (German measles) revisited”，Hong Kong Med J 2019;25:134–41; https://doi.org/10.12809/hkmj187785.
3. 《大流感 : 致命的瘟疫史》， 約翰.M.巴瑞 (John M. Barry) 著 ; 王新雨, 張雅涵譯，臺灣商務，頁 198。
4. 瑪麗・杜布森，《疾病史》，（Mary Dobson, Disease. The Extraordinary Stories Behind History´s Deadliest Killers），合記圖書出版，2010，頁 28-29。
5. 吳京平，〈歐洲人民的互黑史：梅毒與文化流行〉 (26 章)，《醫學，從巫術到科學》，大是文化出版，2023 年（參酌電子書）。
6. 瑪麗・杜布森，頁 67。
7. 筆者 2023 年 7 月造訪馬約卡島，造訪蕭邦與喬治桑博物館和該館文獻敘述。
8. Emily Mullin,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cience-nature/how-tuberculosis-shaped-victorian-fashion-180959029/。
9. Alicea Hibbard, MHA; Annette Lopez Rosa; https://asm.org/articles/2025/may/tuberculosis-and-fatal-beauty-roman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