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外語(西語)道阻且長的國際鏈結:自我放逐或千山獨行,《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Volume 24, Number 4, 112 年 9 月出刊, pp. 50-55。
張淑英*
閱讀《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一系列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現況與挑戰」相關文章中,撰稿學者雖提到諸多困難與挑戰,字裡行間我們讀到其可喜與令人欣慰之處,是他們(撰稿人個人或所屬的領域)擁有一片學術天地(顯學或重點學科),也都盡可能得到相關單位的支持(冷門也有門面與門路),成為領域或學術界令人尊敬的楷模,甚且享譽國際。
如此盱衡國內人社領域的發展,容我主觀地說:第二外語完全處於學術極地邊界之遙,數十年來沒有改觀,甚至萎縮(日語除外)。我以西語教/學者的身分撰寫此文,希望同時帶出第二外語的困境(道阻且長),難有「挑戰」(自我放逐),遑論國際鏈結(千山獨行)。寫一篇心路歷程的文章能改變第二外語的學術環境嗎?不過,我仍願意用些許個人「陶侃搬磚」的愚力和自我解嘲的語調,依然樂觀地期待,想像未來。
一、學術單位的劣勢和少眾的研究學群
第二外語本科和獨立系所多半在私立大專院校,私立學術單位本身也有眾多強項和重點學科,第二外語已然不僅是「老二」,而是遠遠瞠乎其後。所有主其事者在資源有限考量下,多半採取顯學所趨的「扶持重點學科」,挹注資源在全球競逐的領航專業,猶如訓練奧運選手,挑出能贏獎牌的菁英,其餘的就志在參加,或僅能家中留守。體育上,我們尚能關注到能奪牌的冷門項目,在學術上,第「二外」語沒有條件得到類似的挹注,近來且受到「雙語教育」政策的嚴重擠壓,教學資源猶不保,侈談學術研究,這儼然樹立外語學門彼此鬩牆,所幸有識之士大聲疾呼,期盼有所轉圜。
幾年前,原本國立大學或無專業系所的私立高校也逐漸注重第二外語,廣開各種語言課程,也深入高中,大有蓬勃發展之勢,但是這些課程存在與否跟隨著高教政策和學校的官方說法「時胖時瘦」,難能期待永續深耕;高中與大學課程各自表述,沒有任何銜接的憑藉和環節。語言教學的老師一如走在鋼索上,何時掉下來猶未可知;不管是關鍵歐語(德、法、西)、前進東歐(波蘭、捷克)或是南向政策所開啟的外語均側重教學層面,少鼓勵學術研究。誠然,大家會說教學/研究是兩個議題,兩個層面的發展,令人遺憾的是,第二外語居其中,沒有哪一面比較健全。
第二外語(西語)有心致力學術鑽研者,多半單打獨鬥,在國科會和教育部有限的專題研究計畫和教學實踐計畫中遊走以求安身立命,若能獲得比例內的通過率,每年執行計畫也就明哲保身,能夠移地研究或是參與國際會議,就聊以自慰地視為是「國際化」,誰能有更長遠的視野或願景期待更多的國際合作和鏈結?相關的推動規劃案或各種補助,第二外語蜻蜓點水的襯托身影,粉飾有「被照顧到」的「表象」,但是無實際構築實力之功。若真有強棒之佼佼者,仿若隱士獨善其身,通常,也是「不被看見」。
二、當你的毒藥遇到別人的糖
被動的學術研究態度和少眾的研究學群是第二外語(西語)的弱勢,「被忽視就不存在」是第二外語學術研究的困境,而教師(研究人員)被動不前、安於現狀、或面臨少子化、學用不一、職涯未卜的高教危機而不知所措時(或因應學校政策忙於招生時),連老師自己都不禁懷疑學術研究有何用,讓原已積弱不振的第二外語更形削骨毀,每下愈況。學術研究的量能不夠持續或亮眼而受到質疑時,更淪向邊緣而不受支援,如此惡性循環,讓第二外語近年來的研究學群人數增長和進步有限,甚至委靡。悲觀地看待,未來第二外語只能變成「語言學習」的基本配備,沒有學術研究的潛能和發展,放眼國際該是天方夜譚。
第二外語在國內(或任何一個國家)應該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並給予適當的支援和培育。國人學習第二外語(實際上是第三語了)在能力、時空和知識量能上,要和這個外語的國家的母語專業人才並駕齊驅,甚至卓越超前,並非不可能的任務,但絕對是極大的挑戰,非數十年潛心投入無以竟功。然而以上述所提國內的第二外語環境,能讓一個學者堅持數十年而不氣餒、而不半途而廢嗎?即使長期致力學術研究者,也不敢跨越已有的舒適圈,大膽去邁向國際。第二外語學群帶著邊緣弱勢的微力(「毒藥」比喻為捨棄遠離),要去跟所學習的語言的國家的「糖」(比喻為強項喜好)做國際鏈結,要用什麼實力去交流往來?或許,像一些馳騁國際或資源豐富的學者如是說:「沒有人要求你們打國際盃,好好教書就好?」
站在第一線的教師/研究人員最清楚第二外語在國內發展的困境和危機,從教學到研究到人才培育,質與量像自由落體地加速度遞減,如果我們可以發展成一個全民全英語通行的國家或許也可行,但是這個想法更接近吉訶德的幻想,吉訶德的英勇與理想最後終究幻滅,回到現實。因此,第二外語應是多元社會多樣文化和國家發展軟實力必要的元素和能量補給,也是不受單一語言限制得以游刃有餘的支撐力。我常覺得不用大量,但是一定要存在,而且要精良,這樣的人才和學術產出絕對需要相關單位的氣度和視野來支持。我們看到不少領域學者陳述其研究困境時,經常遇見伯樂「主動提撥學術研究經費」,但是國內第二外語師資致力於所謂常態的學術研究的總量(人才與錢財)令人憂心忡忡。
三、行政職務的附加與個人的連結
國際化、國際合作或任何國際鏈結,關鍵的兩要素:具體的人力和財力,抽象的學術實力和情誼。前文提到許多第二外語(或西語)的困境與挑戰時,身為其中一分子,的確感受到一股無力感。然而,得以慶幸的是,我有機緣得到幾位師長主管的信任:前有臺大楊泮池校長(包括兩位後續的張慶瑞和郭大維代理校長),繼而有清華賀陳弘校長,如今有北醫吳麥斯校長,他們的信任和支持讓我個人因為行政職務的附加(國際長、校長室特別顧問、副校長),而得以帶動專業的宣導。三位校長有點逆向操作:曾幾何時,要談國際鏈結時,通常國際事務的主管泰半是學術的熱門強項且領航的專業。但是國外的國際事務主管是專職行政主管,不像臺灣是學術兼行政。因此,原來所說的第二外語的「邊緣」性質有了行政的支撐,反而有了些許能見度和力道。耐人尋味的是,這力道並非在我個人專業的鏈結,因為,西班牙語學門在國外雖非冷門,也不是國際化業務的策略與重點,不過,這已足以彰顯主管的視野和承擔,讓一位有心國際鏈結的第二外語學者觀察如何延伸觸角和合作的模式。
因應此種因緣而衍生的學術交流,這幾年來,有我跟東京大學的西班牙文教授造訪彼此的學校,參與學術研討會,且觸及共同的研究項目(拉丁美洲的奇哥那/娜文學);京都大學的教授因為同是皇家學院外籍院士,往來相對頻繁(在學院全會中討論);漢堡大學因為兩校的策略聯盟而有互訪,參與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的機緣;德國特里爾大學的三邊學術研討會(臺灣、日本,德國)在疫情期間也順利線上舉行;馬德里大學副校長 Dámaso López García,因其外文學門的專業,在國際事務交流之外,得以連結我們彼此的學術研究。或是,我個人受邀從事最多的國際學術演講(近十年實體線上約五十場),或是藉由翻譯文學作品撰寫導論,和出版業與作家的結緣交遊(約 20 部翻譯作品)。但是諸此種種,和所謂深化的學術合作、國際鏈結或是論文共著,不只是差臨門一腳,而是望塵莫及。所幸,透過這些因緣際會,也讓人領略追蹤、貫徹執行是最不易落實的步驟與漫漫長路,這也是許多國際合作常見的情形,只是去了國際的疆界與地域,其餘淪為紙上談兵且無疾而終的現象。
多年前,陳東升教授擔任人文處處長時提倡設立的「臺灣有一本」——「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的執行讓我領略追蹤、貫徹執行的效益。人社學界申請此項計畫時,因為著重圖書採購,一般咸認非屬於學術研究,此類計畫通過後,可能就全權交由圖書館處理。鑑於西葡語如此難得的機會,得有相對高額經費採購圖書,我曾努力撰寫計畫申請過兩次,在兩項計畫執行共五年期間(包括延長期限),我與不同的出版社詢問書單、書價、斷代、文類、主題、國家,幾乎每一筆都經過我的核對和查詢才下單,讓我在執行這項非學術的「純買書」的過程中,建立了另一項連結,和出版社、圖書的作者們、知名作家,專書學者……成為可以談論學術的朋友,這樣的連結潛移默化,到了今日都還受用。
四、潛移默化馬拉松,百米競速不得功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學術榮譽也算是國際鏈結的成果,2016 年我膺選為皇家學院外籍院士 ,2018 年獲國王菲立普六世接見,是個人學術鏈結深耕和馬拉松的歷程。因為這樣的殊榮,成為學術的憑藉,得因參與皇家學院的全會和各類活動,就近請益院士,而與院士的言談交流和討論就是累積學識的泉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盱衡學術的尺度。
2012 年開始(接續 2014、2019),臺灣的西語學者和我曾經有機會合作,陸續邀請幾位院士蒞臨參與臺灣的學術研討會,發表專題演講,也得力於這種串聯,把臺灣的西語學者大規模的連結一起,同時,也讓我們的研究因借重院士的學養,得以破解艱深的難題(例如拉丁文、手稿的古文書寫法)。如今轉眼將近十年,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十六、十七世紀閩南——西班牙辭典手稿&文獻研究」跨國團隊(含清華大學人社中心、歷史所、臺灣大學外文系、中研院臺史所、西班牙加地斯大學、馬尼拉聖多瑪斯大學檔案館和德國洪堡大學等五國、十位學者、六個領域),經過五年持恆不懈的鑽研,在今年得到西班牙王室索里亞公爵科學與西語文化基金會頒發「國際西班牙語學研究獎座」首獎,在十餘支國際競優團隊中脫穎而出。 我個人在文學領域之外,2018 年因清華大學歷史所李毓中教授邀請加入團隊,得以延伸拓展研究範疇,將近綿延四年時間才完成一篇論文〈馬尼拉的華人如何學習西班牙語——德國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的手稿研究〉, 這也驗證國際連結是長期耐力的馬拉松,而不是百米競速的立馬建功。
五、火線交錯的研究媒合
我個人參與的另一支跨國團隊是 2019 年成形的「馬德里大學華語文暨文化研究團隊」,團隊也於當年六月在馬德里大學籌辦一個相當精彩的學術論壇,諸多學者受邀,發表個人與「中文領域」(語言學、文學、翻譯等等)相關的研究,後因疫情阻斷,如今正逐漸復甦活躍起來。從這個團隊的成員和學術研究視角也可以看出學群的「弔詭和困境」(或者也可以說「精彩與突破」)。顧名思義,這原是西班牙的漢學家(西班牙鑽研華語和華語文化的學者)組成的跨國研究,邀請國內外類同領域的研究人員和學者加入,主要成員應當是我們的華語/中文學者,而非西語專業的學者。但是,西班牙漢學研究的學群,一如臺灣西語研究的學群一樣,也是少眾,也面臨一樣的難題,因此,組成的團隊先從嫻熟西語的華人開始合作,而非中文學者,因為難從中文領域的學者尋覓嫻熟西語的研究人員。誠然,這可以是一個跨領域和跨文化的精彩組合,讓西語學者從一個文化中介者介入,而延展自己研究的觸角,也因此,西班牙語變成媒介,引介和鑽研諸多議題如翻譯、比較文學、華文文學(中國文學和臺灣文學)。所以,我們相對容易和西班牙學術機構裡的「東亞研究中心」建立起研究連結,例如巴塞隆納自治大學、龐貝烏.法布拉大學、馬德里大學、馬德里自治大學、格拉納達大學、薩拉曼加大學等等,這些單位也逐漸形成我個人的學術網路,期待未來更加延伸,深化合作的議題和介面。
六、臺灣西班牙語學會 (Asociación Taiwanesa de Hispanistas):2 歲到 60 歲的距離 以教學機構的成立時間而言,西班牙語在臺灣迄今已屆滿 60 週年:1962 年淡江大學開啟西班牙語領域的教學,1964 年輔仁大學接續成立本科相關系/組,但是卻是國內最晚成立學術組織團體的第二外語學術社群(以較具規模的社群而言,例如日文、德文、法文等學群組織亦有 30-40 年的歷史)。得力於臺灣一批對西語仍有熱情的學者和年輕教師為主力,臺灣西班牙語學會於 2021 年 9 月 25 日終於成立,迄今剛好滿兩歲,也是後疫情時期,正要初試啼聲,以組織之名和力,效法其他學術學群,以「團體戰」,謀求國際合作與鏈結的契機。我在這兒提起這個兩歲的幼兒組織,不免讓人一笑,因為其他學術社群早已百尺竿頭,跑遍我們才起步學走的路,在此文中堂而皇之說起我們的願景,的確貽笑大方。但是,也正因此凸顯了西語在臺灣發展之路,如此顛簸,如此遲緩,如此微小。然而,我們若用一個奇妙的傳說來比喻:將近三十而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看到搖籃裡兩歲的宋慶齡,怎會想到二十年後變成他有力/利的革命夥伴和枕邊人呢!因此,我們樂觀地看待,期待「臺灣西班牙語學會」能夠帶出一股力量,在不久的未來得以建構團體和個人學術的國際連結,不只是一個人,而是更多的每個人,都可以透過這個組織,走出臺灣,跨洋越海,擁抱世界。
這是阿姆斯壯的一小步,西語的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