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記》白與黑的荒謬與悲劇
《投票記》白與黑的荒謬與悲劇，《投票記》導讀，2022 年 10月初版。
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1922-2010）在一九九五年完成小說《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的九年後，再推出被界定為《盲目》續集的《投票記》（Ensaio sobre a Lucidez，2004）。兩部作品以 “ensaio”（essay）的含義「論說，檢驗，演練」，透過小說寓言，闡述作者長期關注的群體與階級意識、真相、表面、邏輯等思辯議題，再各別以一「暗」（cegueira）、一「明」（lucidez）審視政治、權力、嗔癡、理性與道德的拉鋸抗衡。
所謂一暗，指《盲目》裡某個不知名地方的人民，除了一位眼科醫生太太之外，全數無緣無故地染上「白症」而失明，經過一陣脫序的政策與集體隔離之後，又全數安然無恙的寓言故事。一「明」，則是指《投票記》裡某個城市的公民，在市長選舉的投票日，在完全隱密的投票處，多數人投了「空白票」。從中央到地方不承認此項結果，隔週再舉行一次，結果更嚴重，從前次的70%增加到83% 的投票人全都投了空白票。薩拉馬戈藉著這兩個特殊怪異的現象，在兩部作品象徵的明暗與黑白之間，書寫他慣常的悲觀意識，以及人為操弄的㑃霸與悲劇。
使人盲目的「白症」和讓民主制度癱瘓的「空白票」都使用了「白」的象徵。白症和空白票都顯示了類似瘟疫的群體傳染癥狀，造成社會國家遭遇黑暗時代來臨的恐慌，乃是這「二部曲」論述的核心。根據《象徵與詞源學辭典》的解釋，「白」具有多重意義：最原始簡明的意思是空白、光亮; 在拉丁文裡還跟「黎明、破曉」（albus）的詩性連結。在政治上，相對於左派的紅色，白色被用來指涉右派或君主專制，而有「白色恐怖」之名; 白色有企求和平交涉的意圖，然而豎白旗卻被直接詮釋為投降。頗耐人尋味的是光學的實驗結果：黑體加熱到不同溫度釋放出來的輻射光都稱之為「白光」。東方文化裡，京劇臉譜的白色卻代表陰險、奸詐的角色。白話文則是平易、直覺、生活化的表達; 閩南語的「白目」則是責備做事不經大腦、思慮不周的用語。這是黑白矛盾與正負意涵時而交錯弔詭的地方，也是《投票記》再三論辯有關語言表達與思維形塑的問題。
《投票記》延續薩拉馬戈創作的特色，所有的人物均為無名氏，對話與旁白一氣呵成，端賴標點符號（逗號和句點）區別與談人，以及對話脈絡去分辨故事的來龍去脈。熟悉薩氏書寫風格的讀者，頗能享受此種閱讀邏輯的挑戰。然而，《投票記》因事涉政治議題，政府部門一一被點名，公職單位與職級一經披露，昭然若揭。即使不對號入座也難脫「此地無銀三百兩」之虞; 即使發生在不知名的國度與城市，閱聽大眾自然知曉是指涉葡萄牙和首都里斯本。因此，《投票記》的出版自然引起不少爭議。然而，骨子裡是無政府主義的薩拉馬戈早意識到有此必然反應，小說大筆一揮，雖千萬人吾往矣。他的《投票記》，給所有掌握權力的在上者祭出一面照妖鏡和警訊。
《投票記》與《盲目》的連結始於小說第二部分。前半段敘述83% 的空白票，傳達人民踐行民主制度的公民權之外，也對政府展現出不信任投票，對整個體制的質疑訴諸無聲的抗議—在暗箱中亮白票。誠如薩拉馬戈所言：「所謂的民主，事實上是一個被『封鎖』、被『監視』的制度。透過選舉，我們可以汰換政府，但是我們無法改變權力結構。」這也是他為何虛構了《投票記》投空白票的寓言，作為對現行民主制度的批判。
前半段是栽贓推諉的官場現形記，總統、總理、國防部長、內政部長、司法部長、文化部長，警政署，全員到齊，不反省施政的腐敗，而將空白票視為一群顛覆份子的叛變、對國安搞破壞行動。首當其衝的內政部長與國防部長，不惜構陷罪名，尋找代罪羔羊：「案子都沒犯，判決書已經寫好了」; 司法部長和文化部長則稍顯理性地斥為無稽。而人民，更早了然於心：「我們認為很扯的事不但不會讓政府官員卻步，他們還會利用這個扯來摧毀理性，磨鈍良知。」薩拉馬戈凸顯了民意如流水載舟覆舟的順逆特質與韌性：「如果在他們眼中我們是一坨糞，我們就齊心協力繼續當坨糞，因為我們這坨糞一定會潑濺在他們身上的。」
後半段則是連結《盲目》的情節，當權者以投書陳情的一封信和爾後搜尋的一張照片作為栽贓的藉口（而非破案的證據），硬將前半部83％的「空白人」（brancoso）捏造成是幾年前發生盲症的那一群人所策劃。羅蘭巴特在《神話學》裏對照片曾有一番解釋：「照片彷彿變成語言的替代品，和社會整體難以言喻的縮影，它構成一種反智的武器，並且意欲悄悄地綁架『政治』（即問題和解答的體系）。《投票記》後半段與《盲目》的牽纏糾葛，從一張影像和信箋文字，羅織一連串的荒謬、假象和悲劇。
小說第二部分的主要人物為三位警員（一位大隊長，一位偵查員，一偵查佐），奉命偵查《盲目》第一批七人小組裡的醫生太太，是否為煽動人民投空白票的始作俑者，認為她可以「眾人皆盲我獨明」，也必然有能力蠱惑眾人投下空白票：「做得到那件事的人也會做得到另一件事」;「頭一件事該為第二件事負責」。作者嘲諷政治亂象與荒謬邏輯，如果第一部分政府官員表面的敷衍是偽飾逢迎、爭功塞責，這第二部分就是顢頇無能，揪替死鬼。三位警員是公權力表象下的殉葬品。
醫生太太為首的這個群體，第一位眼盲人成為「背叛」的抓耙子，因為他的愚蠢和自私（在《盲目》裡自私，在《投票記》裡更小人），陷曾經共患難的朋友置身危險境地。小說刻畫害群之馬的市井小民，更凸顯握有權力的粗糙和蠻橫：如果找不出罪魁禍首，就栽贓，找一位犧牲品了結，或是殺雞儆猴。字裡行間我們看到政治和道德的角力拉鋸戰，大隊長代表的是尋求公理正義的公僕：「我們出生的那一刻就好像簽訂了某種終生協議，但是有一天我們會自問，是誰替我簽了這紙協議。」但難以力抗權力介入的尺度和深度; 若政府將人民反制思變的空白票視為是深水的魚雷，那麼權力的制止和施壓終究會以暴力終結。
因為偵查空白票案件，《投票記》有了偵探小說的氛圍和筆觸。薩拉馬戈在《投票記》裏嘗試偵探小說探案的手法，也以互文的方式，援引幾多名家的作品和警探，作為《投票記》三人小組的對照記。諸如福爾摩斯、白羅（Hercule Poirot）、馬羅（Philip Marlowe）等等。然而，我們讀到的《投票記》不是約翰・勒卡雷的《鏡子戰爭》，也不是經典偵探小說文類的諜對諜推理，但是受命於內政部長的大隊長三人小組的偵查行動，卻一樣是悲劇和荒謬共存的事件，偵查是子虛烏有的先射箭再畫靶，但悲劇卻真實發生。
《投票記》也反思公共媒體的功能和制衡角色。這個第四階級 （第四權），所謂「無冕王」的權威，在政治力箝制下，終究無法抵禦真冕王的權仗。本應擔任「人民的傳聲筒」，卻淪為政府的「打手」。薩拉馬戈悲觀看待大眾媒體，認為媒體泰半都是「變色龍」，跟著風聲搖曳，隨波逐流，服伺於權勢; 不是看門狗，也不是《盲目》的拭淚狗，而是逢迎的哈巴狗或是遭打壓的落水狗。然而，無法改變媒體，但是可以改變記者。薩拉馬戈「反烏托邦」的創作可以變成民主烏托邦，他忖度，如果有一天，所有的記者都可以像他一樣，過去擔任記者時擁有的「自由、特權、責任」，而他們的頂頭上司都在刊登後才知道報導內容，那是真正民主的開始。《投票記》灰心地期待有更多的大隊長和醫生太太，但是，誰有他們的勇氣和承擔？
張淑英 Luisa Shu-Ying Ch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