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淑英 Luisa Shu-Ying Chang

Luisa's World of España & Hispanoamérica

各自表述,西葡共識

剛柔的吶喊,記憶的救贖— 莉迪雅・豪爾赫 , 《聯合文學》,2021 年 5 月號,No. 439, 頁 74-76 。

聯合文學網站訪談全文

這篇訪談在我寫完《畫鳥的人》導讀後,出版社(馬可孛羅)表示另外將對作者進行訪談,並交由《聯合文學》出版(2021 年 5 月號)。於是中文文章的撰寫和訪談內容的進行便委託我來執行與執筆。

得知作者莉迪雅・豪爾赫(Lidia Jorge)過去接受非葡語國家的訪談,泰半都是透過英語(應當說這些非葡語國家訪談當下僅能或是喜歡透過英語),是否有語言與內容理解的困難,可能是作者、作者的經紀人或出版作者作品的葡文出版社須自行處理解決。

我受託進行訪談時,雙方不知怎地很自然認為或設定訪談將以葡文進行(或許因為知道我略熟悉葡萄牙文),因此,使用英文訪談的選項似乎已經排除。

既然莉迪雅・豪爾赫準備接受以葡文進行訪談(不確定是作者的要求,或是對方出版社,或是經紀人的要求),她的回答當然也以母語葡萄牙文回答(根據了解,不管訪談用什麼語言發問,回答一律使用葡文,至於葡文要轉換成哪一種語言刊登,就看訪談的人是要讓哪一類語言(哪一國)的讀者理解與閱讀)。我當時也沒想到有另外的選擇,只是告知馬可孛羅若用葡文訪談,我需要多一點點時間。

正當我在準備當兒,想啊想,突然靈機一動:既然我都可以閱讀葡萄牙文,莉迪雅・豪爾赫理當比我更駕輕就熟— 她應該可以閱讀西班牙文。我這樣的推測有所本,而且應該錯不了。理由是:(一)西葡語十分相似,書寫和語法變化比起義大利文還要接近,因此,以知識分子階層而言,能看懂西班牙文,大致也能看懂七到八成的葡萄牙文,反之亦然。(二)葡萄牙和葡萄牙文的地理、語言、文化淵源,和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亞自治區(Galicia)十分類似,我在一次以加利西亞語訪談的節目中,完全能聽懂以加利西亞語對談的內容,我相信西葡兩國人民(尤其加利西亞語和葡萄牙語)溝通無礙(以讀書人的層次判斷)。因此,我請馬可孛羅詢問莉迪雅・豪爾赫,是否接受以西班牙語訪談,而她,則完全可以用葡萄牙語回答。

結果,很快有了正面回應,我用西文訪問,莉迪雅・豪爾赫使用葡語回答。我倆溝通無礙,而且因為她也略為知道我的背景,因此,她這次訪談的回答,遠比其他訪談的內容還要豐富深入,每一個問題,她都希望可以多方顧及,盡量給予最圓滿完整的回答。

結果,礙於《聯合文學》篇幅的限制,紙本的內容只能將近 3000 字濃縮成 1801 字,用字遣詞更精簡扼要,刪除不少內容。所幸馬可孛羅出版社表示在自己的網頁連結上將刊登全文。

這一次的經驗十分特別,果真是「各自表述,西葡共識」,而且以中文呈現,堪稱三語共構,沒有誤解,也毫無質疑。也許比起許多訪談使用同一種語言,或是透過翻譯,還要來得透徹清楚。或許有人會質疑,何以能夠「比起許多訪談使用同一種語言」還要來得透徹清楚?例如,同樣使用葡文,他們彼此溝通無礙,但因都對自己的國家相當了解,或許解讀和看法就有異見或偏見; 如同我們用中文使用「各自表述」這個詞彙已將近三十年,但迄今不曾有共識。而我們的訪談立足於文學創作(葡文)與文學批評(西文養成),各自的文化背景,客觀看待作品和譯本,不預設立場,而有了今天這篇訪談。



剛柔的吶喊,記憶的救贖

— 莉迪雅・豪爾赫談《畫鳥的人》 ; 《聯合文學》,2021 年 5 月號,No. 439, 頁 74-76 。

張淑英訪談撰文

        莉迪雅・豪爾赫(Lidia Jorge,1946-)是當今葡萄牙活躍文壇既資深又具分量的領航作家,迄今出版十二部小說,六部短篇,三部童書,其他文類尚有散文、戲劇、報導新聞等。她的作品深刻描寫新舊葡萄牙的蛻變,有一九七O年代末獨裁體制終結的舊怨新喜(《奇蹟的日子》); 有非洲殖民地自決獨立的悲歌(《海邊的呢喃》); 有既剛且柔的吶喊,從傳統到現代的記憶書寫(《畫鳥的人》)。此次《畫鳥的人》中譯出版,莉迪雅・豪爾赫特別接受訪問,談論這部作品。

問:您這部小說的原文名稱是《激情的峽谷》,但是英、西文譯本都使用《畫鳥的人》為名,您當初創作的主旨是什麼?對於翻譯版本的改名有什麼看法?

答:這部小說透過一個私生女的視角和論述(內心強烈的吶喊),藉著她從已逝父親寄來的軍毯鋪陳爬梳,來建構父親的影像與回憶。原來的題目是《士兵的軍毯》,戰爭背景是指葡萄牙參與二次世界大戰,但是不少葡萄牙人的記憶還停留在九O年代葡萄牙喪失非洲殖民地的不堪,有讀者誤以為是指涉非洲戰爭,所以小說出版後,輿論造成一股壓力,為了不要有錯誤的訊息誤導讀者,我便將小說改為《激情的峽谷》,跟小說的情節有種換喻的意涵。其他外文譯本都直接以鳥或軍毯的名稱取代,此次馬可孛羅的中譯本是唯一還保留原文如實呈現的版本。

問:《畫鳥的人》重要的一個主題是「遷徙」,除了鄉村人口外流的問題,小說中透過華特的異鄉漂泊描述了葡萄牙曾經殖民過的領地如印度、非洲 南美,是否試圖召喚大航海時期葡萄牙海上霸權的光輝或懷舊?

答:華特是一個周遊世界的浪子,他漫遊了舊時葡萄牙帝國的殖民路線,有些在薩拉查獨裁時期仍是葡萄牙的屬地。他的出走,就跟二十世紀葡萄牙大部分外移的年輕人一樣,為了求生存找機會。他隨身攜帶的軍毯,他的女兒稱為地圖誌,他的兄弟貶抑為風流成性的憑藉。華特是葡萄牙「離散」的象徵,旅行和距離也是小說的主要元素,強調個人追尋存在存有的本體論價值,沒有意圖要懷舊帝國光輝。

問:書信體是重要的創作(次)文類,您在《畫鳥的人》裡,用書信串連狄亞斯家人的情感或是疏離,記載華特的女兒的記憶。書信是過去以來便相當盛行的文體,當代作家馬奎斯用的淋漓盡致,您是否也受到影響?書信在您的小說結構或是情節鋪陳有那些重要的功能?

答:我個人認為文學本身就是一封寄給遠方的家書,而「書」即是「信」,是跟遠方的人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對話。書寫轉化為對話,而對話人並不在場,書信中的無聲和寂靜卻傳達了話語的強度和分量、它的隱喻、重要與不重要的事情,夢想與記憶,都被允許可以遲到,讓缺席的事物儼然存在。我認為所有書架上的作品都是每位作者寄給這個世界的信箋,因此,以書信體創作更加鞏固了作品的文學特質。《少年維特的煩惱》或是肖代洛・德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危險關係》或當代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Amos Oz)的《黑匣子》都用書信體成就傑出作品。我在小說裡使用書信體,一方面反映真實,家人散居四方,唯一的溝通方式就是書信; 另一方面是華特女兒的內心記憶,為父親唱安魂曲和感恩詩的憑藉。在《畫鳥的人》書信成為家人的合唱曲,來自四面八方的聲音齊聚書信裡高歌。

問:葡萄牙和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亞在地理文化和語言方面有許多類似的特點,「鄉愁」這個字,加利西亞人說Morriña,葡萄牙人說 Saudade,有其差異嗎?葡語文學中很多文人詮釋這個字,對您的意義是什麼?

答:Saudade 是普世共通的情感,但的確只有葡萄牙人發明這個難以詮釋的詞彙,不是加利西亞的 morriña,也不是德文的 Sehnsucht,也非義大利文的 macanza 或是英文的 Nostalgia 可以涵蓋。它像葡萄牙的「法朵」(Fado)音樂,跟命運結合,卻又哀怨,音樂的美讓人喜悅,可是詞兒又引人傷痛。人們說有能力詮釋它的意涵者就可以得到救贖。這是我們豐富情感的傳統,波濤洶湧又莊嚴靜肅,奧古絲汀娜・佩薩-路易斯和薩拉馬戈都發揮得淋漓盡致且具獨創性,我有幸也融入這個葡語的傳統。

問:您曾提到您寫作受到馬奎斯、魯佛等人的影響。馬奎斯閱讀《佩德羅・巴拉莫》深受震撼而寫了《百年孤寂》,您如何佈局《畫鳥的人》在時間敘述上的穿插跳接,過去與現在混雜而不產生錯誤?(例如,馬奎斯曾說他一一製作小卡片記載每件事,每段時間,再將它們嵌入小說裡)

答:我理解馬奎斯所說的方式,應是受到媒體記者的養成和訓練所致。《畫鳥的人》和我其他的作品一樣,一開始都是與具體真實的世界脫節。我喜歡讓我小說裡的人物在一個晦暗不明的空間裡流動,像處於黎明未醒的睡夢中,沒有時間,沒有確切的地理空間,一切都在不確定中,但所有的元素都在錯覺幻想中自然對位入座。我喜歡這種創作的愉悅,創造出一個龐大的力量可以逃離客觀真實的法網。寫到最後,我才會試圖嵌入時間和空間。

問:女性在您的創作裡似乎傳統的意義比較深遠?因為華特的女兒守著宅院和謀生的工具; 另一方面,她是女主角卻沒有名字,這裡面是不是有薩拉馬戈一些小說的影子,他曾幾番說明名字並不重要的因素?

答:關於女性的角色,我想強調這部小說在處理時間的皺褶和變異中的文化,也就是我們歷經社會各種瞬息萬變,但是女性的身分認同尚未達到兩性平等的時代。華特的女兒經歷這個轉型的考驗。她的父親離經叛道,敢與眾不同,他是敗家子,他的女兒繼承他這個叛逆基因。但是華特的女兒擁抱家鄉的土地來對抗遺忘。她想認識舊社會的面貌,如何耕種土地,同時,她是安蒂岡妮 (Antigone),承載著父親的(好)壞,她也是厄勒克特拉(Electra),想要抵抗價值的摧毀。她是一個還沒有名字的現代人,她守護空間的和諧,守護生態的成長,一個尚未成形的流變。另一方面,她也看到她的母親的認命和悲劇,因此情感上,她也不讓男人主宰。當然,小說不是在彰顯神話人物的特質,而是我們葡語文學從十九世紀以來極為普遍且傳承的題材。這個女性抵禦傳統與現代的衝擊的角色,薩拉馬戈的《修道院紀事》的布莉穆妲,我的小說《奇蹟的日子》的布蘭卡都是。華特的女兒不需要名字,她的聲音期待救贖一個男人。她的角色是第一人稱,是全知觀點,無法也不用姓名。「她」同時是「我」,兩個透視點。至於薩拉馬戈,我是她的好友,我尊敬他也深感榮幸,能與他同處在葡語文學嚴謹與創新的一群。

問:《畫鳥的人》的戰爭背景是二次大戰,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沒有直接參與二次大戰,但是兩國都受到軸心國的影響或與之合作,戰後兩國同樣持續了近四十年的獨裁(薩拉查和佛朗哥),您怎麼看待歷史上這兩個霸權,而今日政經相對弱勢的轉變?

答:葡萄牙和西班牙是十六世紀最先引領全球化風潮的國家。葡籍的麥哲倫和西籍的賽巴斯提安・艾爾卡諾(Juan Sebastián Elcano)在 1519-1522 環航世界一周,費南多・佩索亞寫下詩篇歌頌「倏忽,整個地球被看見/圓球,從深邃的湛藍浮現」。這個文明與成就的另一面是死亡、屠殺、黑奴販賣、部落毀滅…。十七世紀以後,兩國就漸漸步入衰頹,我們沒有像英國殖民者,和殖民地以文化底蘊連結,葡萄牙是以宗教和軍事力量擴張,對葡萄牙和殖民地都造成傷害。然而,五個世紀之後,人類進入另一個全球化、科技領航的時代,但是人類高唱凱歌時,總是不懂得避免罪惡的發生。二次大戰結束後,民主歐洲被兩個極權綁架了:東歐被共產主義控制,伊比利半島被獨裁統御。葡萄牙在1974 年的「康乃馨革命」終結獨裁,也讓殖民地自決。西葡兩國雖然經歷獨裁而延緩發展,如今雖有財經危機,但是兩國一直站在世界最和諧、溫暖的一方,有著強烈的韌性可以對抗任何轉,克服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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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2021/05/10 by in Uncatego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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