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淑英 Luisa Shu-Ying Chang

Luisa's World of España & Hispanoamérica

鄉愁書寫(Saudade):漂鳥的身分與土地的救贖

鄉愁書寫(Saudade):漂鳥的身分與土地的救贖,《畫鳥的人》導讀,馬可孛羅出版,頁 3-8 。


 莉迪亞.豪爾赫(Lídia Guerreiro Jorge,1946-)和前輩作家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奧古絲汀娜・佩薩-路易斯(Agustina Bessa-Luís),以及同輩小說家羅伯・安頓涅斯(António Lobo Antunes)並列為當代葡萄牙文學最重要的健筆。前輩或同輩不是摘下諾貝爾文學獎桂冠,就是葡萄牙最重要的賈梅士(Luís Vaz de Camões)文學獎得主,足能評斷莉迪亞.豪爾赫在葡語文學的份量。二O二O年底,墨西哥瓜達拉哈拉國際書展授予給她的羅曼語系文學大獎更是跨國跨語言的重磅榮譽。

莉迪亞.豪爾赫的第七本小說《激情的峽谷》(O Vale da Paixão)一九九八年面世後,接連獲得四個文學獎項的加冕,如今以英文(和西文) 譯本的名稱《畫鳥的人》(The Migrant Painter of Birds)在中文書市出版,有了更具體的象徵意涵及隱喻。

閱讀莉迪亞.豪爾赫的作品或《畫鳥的人》,有幾個破題的關鍵符碼:第一個是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總理建立的「新國家政體」(Estado Novo)獨裁體制,長達四十二年到他逝後四年的康乃馨革命始告終結(1932-1974)。這當中包括殖民地安哥拉和莫三比克尋求獨立的革命戰亂期,恰巧也是作者在兩國執教鞭六年(1968-1974)的非洲經驗。

第二個是一九五O至八O年期間,葡萄牙高比例的鄉村人口(68%~58% 遞減),而自一九六O年末起,每年約有十萬人移居國外。長期且獨斷的獨裁體制,艱苦貧困的農村勞力,不斷遷徙的人口外流,在在撩撥了詩人佩索亞(Fernando Pessoa)筆下所謂的「鄉愁啊(saudade)— 刻骨銘心,唯有葡萄牙人懂的徹底」。在那個時代,離去的人和遭棄的土地,盡是悲劇的鄉愁!以莉迪亞的作品為博士論文且提出精闢解析的學者保羅・賽拉(Paulo Serra)點出從《畫鳥的人》可以看到莉迪亞小說的兩大特點:憂鬱的美學(豐沛的情感筆觸刻畫人物的無奈與屈服)和殘酷的寫實(人類在歷史的洪流中淹沒,尊嚴赤裸受辱的不堪)。

《畫鳥的人》以莉迪亞的故鄉為背景,敘述葡萄牙南部法羅區(Faro)鄉村瓦馬雷斯 (Valmares) 大宅院的蛻變。故事環繞綿延將近半個世紀的狄亞斯家族的流變與停泊:一個大家長范西斯科、他的八個兒女、三媳一婿、四個孫子與一對工頭夫婦的家族史。

Saudade” 是葡語文學的傳統與經典議題,是一種因距離產生的既親密又憂鬱的情感,一種想要破除距離的渴望,又明知不可得的糾結; 既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相思,也是人與地景的思鄉。小說扣人心弦的 Saudade 必要條件(sine qua non)是華特和他的女兒這對父女的親情轇轕和身分認同。《畫鳥的人》是華特,而真正的主角是說故事的女兒。華特是家族裡唯一不甘下田幹粗活的老么。他叛逆、風流、逃逸,年少輕狂和瑪莉亞・艾瑪生下女兒,卻遠走他鄉; 身殘腳跛的長兄庫斯多喬(Custódio,意思即為監護人)娶了瑪莉亞・艾瑪,父女關係變成了叔姪。從此彼此的聯繫是華特浪跡天涯寄回的家書,以及坐在他的軍毯上畫下的各地珍禽異鳥。小說裡,狄亞斯家族每個人都有名字,唯獨女主角沒有名字。「華特的女兒」是她的代稱,她是「缺席的全知」:她記憶、她書寫,她觀看聆聽,一度也曾像年輕時的母親一樣佻達失了身,她都一一紀錄串連,想要對永遠不會知道這些詳情的「華特叔叔」細訴。書寫是她的話語,沈默是她的聲音,但不能碰觸與言談「女兒」的身分; 而華特,卻永遠是「在場的缺席」,鄉愁療癒的方式是再次離家; 女兒的日常生活永遠有華特和來自四面八方的鳥的影像相隨。華特也是遠離家鄉眾兄嫂書信控訴的藉口,推諉責任的箭靶。迪亞斯家族的互動猶如板塊運動造成的地震,范西斯科和華特的衝突對峙是震源,華特和女兒的會面所牽連的攪擾則是震央。

鳥圖和毯子這些「物件」成為華特的「假體」(prosthesis),讓華特的女兒有了繼承的屬性。「鳥」的特性也成為華特的譬喻。他像鳥類一樣遷徙移動,從北美頂端到南美盡頭,試圖擇良木而棲; 毯子成為他畫圖的一部分(畫鳥與風流(鳥=)的憑藉),是女兒的追憶、懷舊、思念、發現真相與身分的救贖。

遷徙是《畫鳥的人》另一個重要的主題。狄亞斯家族的兄弟們,除了獨裁獨斷的家長范西斯科和不良於行的長子庫斯多喬守著宅院,守著土地,其他的手足都遠離家園,另謀出路,也紛紛致富。一開始,在墨守成規又專制的父親的統御下,狄亞斯家族成員沒有人可以逃脫范西斯科的寡頭鐵律,但是也沒有人要就此屈從他們被限定的命運。這段鄉間人口外移和莊園逐漸蕭條的景象,和魯佛(Juan Rulfo)的《佩德羅・巴拉莫》(Pedro Páramo,1955)或胡立歐・亞瑪薩雷斯(Julio Llamazares)的《黃雨》(La lluvia amarilla, 1988)有類似的蒼涼和無情。前者是可馬拉(Comala),後者是艾涅爾村(Ainielle),最後都只剩耄耋老翁苦守的孤寂。

莉迪亞想藉著《伊里亞德》詩性的鋪陳和史詩的悲泣來襯托《畫鳥的人》的抒情與呢喃。《伊里亞德》建構的主題,烘托了狄亞斯家族鄉愁的縮影。一是還鄉:范西斯科殷殷期盼召喚不回兒媳們返鄉的念頭,父權的消失是他的鄉愁; 二是榮譽:兒媳先後棄宅院而去,與莊園切割、離開鄉里為揚眉吐氣; 對范西斯科而言「之前與之後,遠方與屋內,他都毫無興趣。他唯一在意的只有自己土地的範圍,以及他以堅定意志侍奉的熟悉神祇。榮譽、愛與生命,唯有轉化成田畝才有意義。」三是命運:造化弄人,親情、愛情都沒有對位。華特依然如漂鳥消逝,瑪莉亞・艾瑪永遠等不到伊人回首; 庫斯多喬忍受「烏龜」的侮辱,華特的女兒形同「孤女」,兩個身/心缺陷的人是狄亞斯家族最後守護宅院的傳人。

薩拉馬哥戈稱許莉迪亞的創作感性與理性兼備,善於梳理時間的節奏。我們讀到的《畫鳥的人》裏,華特的女兒是時間的裁縫師,是織拆壽衣的潘尼洛碧,然她的記憶拼圖也難免錯亂,跳了針,穿錯了線,但都無妨,時間在這本小說裡只有當下有意義,但以靜謐封存,近似虛無。生活在他方或擁抱鄉土的人依然在馬努埃・梅洛(Francisco Manuel de Melo,1608-1666)詮釋的矛盾修辭—「磨時樂,享時苦」(Saudade)—的情感裏等待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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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2021/04/10 by in 序文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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